隨著數字經濟的勃興，網絡空間已成為人類活動的又一重要維度。與此同時，網絡侵權行為呈現出不斷蔓延滋長的趨勢，具有侵權類型多樣、侵權案件頻發的特點。業內專家建議，相關治理應該在縱向流程上，形成司法兜底的“濾網”;在橫向機制上，完善各方參與的協同共治。
平臺陷入“兩難”
給競爭對手店鋪的商品惡意差評，進而影響到店鋪的銷量;通過偽造憑證向平臺主張對方侵權，導致對方商品在銷售旺季下架;通過“爬蟲”等技術手段，搜尋網店漏洞進行敲詐……前不久，在2019互聯網法律大會上，阿里巴巴集團首席風險官鄭俊芳列舉了部分新型網絡侵權行為。
鄭俊芳表示，根據阿里系平臺近年來做過的商家調研數據，最讓商家痛恨的就是惡意投訴。她舉例說，廣告法規定“最”“第一”這類表述違反規定，有一些侵權者就通過開發軟件，專門在各大店鋪尋找“最”字，并且聯系商家要求“私了”，以這種方式侵犯商家權益。“我們做過調研，絕大部分商家都會選擇支付1000至3000元不等以息事寧人。”
事實上，這些鉆空子的不法行為僅僅是紛繁復雜網絡侵權行為的冰山一角。以侵犯網絡著作權行為中網絡文學盜版一項為例，互聯網研究機構艾瑞咨詢相關研究表明，2018年，中國網絡文學整體盜版損失規模為58.3億元。
除了侵權數量大、侵權類型多樣外，越來越多的案件由于涉及第三方平臺，使得權責認定更加復雜，同時也增加了侵權人鉆空子的機會。
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以來，浙江省各級法院共受理涉平臺的侵權案件17327件，審結14271件，年均增長83.4%。
實際上，近年來，各大平臺尤其是電商平臺，每年投入治理的成本不斷提高，但是許多案件還是讓平臺陷入“兩難”。
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俞思瑛舉例說，前不久，阿里旗下電商平臺就曾發生過涉及兩商家的侵權糾紛，由于平臺核實能力有限，雙方提供的證據似乎都能夠證明自己不侵權。與此同時，涉事商品正處于熱銷過程中。
那么，究竟是刪除疑似鏈接還是不進行后續處理?在這一案例中，平臺的任何一個小舉動，都可能會給其中一方造成無法挽回的影響。
“網絡是一個特別復雜的生態，平臺在這其中應該起到綜合平衡的作用，而并不只是依據通知進行刪除就能維護好各方的利益。”俞思瑛說。
技術賦能治理
針對網絡侵權行為，在技術端的探索已經開展。目前，全國三家互聯網法院都已搭建起相應的司法區塊鏈。
今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也開始主導搭建司法區塊鏈。目前，已建設“人民法院司法區塊鏈統一平臺”，完成超過1.94億條數據上鏈存證、固證，利用區塊鏈技術分布式存儲、防篡改的特點，有效保障了證據的真實性，極大降低了法官認定證據的難度。
“遇到侵權行為時，由于事前有節點見證，相當于權利人有了一份證明書，法官只需將文稿、合同等電子原文，與區塊鏈上的電子身份證逐一比對，就可以完成事實認定，進而作出裁判。”杭州互聯網法院常務副院長王江橋說。
數據顯示，針對網絡著作權侵權等類型案件，區塊鏈技術具有很好的規制作用。截至2019年10月，杭州互聯網法院司法區塊鏈上鏈數據總量超過21億條。通過該平臺調取電子證據5200多條，相關案件調撤率達到98.5%以上。
與此同時，平臺方面也在通過技術手段規制網絡侵權行為。來自阿里巴巴的相關數據顯示，今年“雙11”的24小時內，阿里技術部門共攔截了22億次惡意攻擊，包括針對平臺本身的攻擊，也包括通過技術手段實施網絡侵權的行為。
例如，利用技術手段“薅羊毛”。阿里安全一名風控專家透露，“雙11”當天，天貓超市推出2萬瓶原價茅臺酒，但瞬間涌入了80多萬訂單，通過風控大腦算法排查得知，疑似“黃牛”和真實消費者的比例約為3：1。通過篩查，攔截了超過99%的非正常訂單。
據阿里方面介紹，相關的深度學習技術手段，還可用于打擊假冒產品、應對侵犯原創商品權益等網絡侵權行為。
形成合力共治
隨著互聯網細分領域平臺效應不斷顯現，如何合理界定平臺責任，不僅關系到平臺經濟的健康發展，甚至影響到整個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
8月份，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促進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要落實和完善包容審慎監管要求，推動建立健全適應平臺經濟發展特點的新型監管機制，著力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李占國表示，連接一切和平臺化是互聯網發展的大趨勢。因此，在依法保護權利的同時，應當兼顧權利人、平臺和社會公眾的利益，在利益平衡的基礎上劃定平臺的責任邊界。
業內專家表示，網絡侵權案件高發，需要建立起立體化的“過濾體系”，即明確平臺底層生態治理的作用、執法部門日常監督執法、發揮典型司法判例的指引作用，從而實現合力共治。同時，不應無限放大平臺責任、過度轉移監管責任。
“網絡平臺已成為一個生態系統，解決生態圈中的侵權問題，不應只是孤立地構建侵權規則，而應同時著眼于系統治理。”李占國說，平臺內的經營者、權利人、消費者等主體，也要加入平臺治理系統中，在政府主導下共同維護網絡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記者 吳帥帥 杭州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