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造證據、捏造事實、惡意串通……虛假訴訟是誠信缺失在訴訟領域最集中的表現形式，這種現象有望進一步得到整治。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10起虛假訴訟典型案例并發布了《關于深入開展虛假訴訟整治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最高法副院長賀小榮介紹，人民法院將重點整治執行異議之訴、民間借貸、房屋買賣合同等易發領域的虛假訴訟。不過，北京商報記者通過采訪幾名專家、律師了解到，目前如何啟動對虛假訴訟的查處尚無明確標準，期待更具操作性的規定出臺。

四年查處1.23萬件案件

2018年，甲公司面臨拆遷，公司法人張某為了盡可能多獲得拆遷補償款，動起了“歪腦筋”。張某找到親戚陳某和黃某，讓二人向法院提交訴訟，稱自己于2013年起在甲公司工作，月薪分別為4.5萬元與1.5萬元，工作52個月，累計工資312萬元。

三人于2018年8月形成工資結算協議，確認甲公司尚欠陳某、黃某工資286萬元。甲公司認可陳某、黃某的主張，雙方在庭前自行達成和解協議，并共同要求人民法院對協議予以確認，意圖騙取生效裁判文書謀求不法利益。在被法院識破后，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駁回陳某、黃某的起訴，對甲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張某罰款共計100萬元，涉嫌犯罪線索和相關材料移送偵查機關。

“甲公司與員工惡意串通，意圖通過虛構勞動債權騙取拆遷補償款而制造的虛假訴訟，屬于典型的惡意串通型虛假訴訟。”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長鄭學林介紹。類似的虛假訴訟案件在實踐中時有發生。2017-2020年，全國法院共查處虛假訴訟案件1.23萬件。

2015年11月《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中增設虛假訴訟罪以來，人民法院每年審結的虛假訴訟罪案件數量、定罪人數以及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以上重刑人數逐年遞增。但虛假訴訟由于隱蔽性極強，依然“暗箭難防”，同時也呈現出了新的特點。對此，《意見》中專條規定了哪些情形屬于虛假訴訟，為認定虛假訴訟提供了甄別“標尺”。

重點關注房屋買賣等領域

民間借貸糾紛，離婚析產糾紛，涉房屋限購和機動車配置指標調控等宏觀調控政策的買賣合同、以物抵債糾紛等各類糾紛，是虛假訴訟易發領域。其中民間借貸歷來是虛假訴訟高發易發領域，2020年，共查處虛假民間借貸糾紛案件1772件，占查處的民事虛假訴訟案件的53.09%。《意見》要求，嚴格審查通過循環轉賬、“斷頭息”等方式虛構借貸、虛增本金的違法行為，嚴守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

此外，近年來通過虛假訴訟逃避房屋限購、限售政策的現象有所抬頭。《意見》明確，為規避調控政策等非法目的，虛構房屋買賣合同關系提起訴訟的，應當認定合同無效;虛構購房資格參與司法拍賣房產的，應當認定拍賣行為無效。

“通過虛假訴訟這種方式購房，其實就是鉆政策漏洞，變相地套取購房資格。買房是一個正常的交易環節，但是通過法院來進行交易，還是有點差別的。近年來，房屋交易領域也確實出現了很多類似操作。最高法這次將其點明，具有很好的導向。”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告訴北京商報記者，規范該領域也要求司法部門和住建部門加強溝通，加強對這類邊緣性交易的打擊，推動房住不炒政策精神的落地。

擬建虛假訴訟“黑名單”

為進一步壓縮虛假訴訟的空間，《意見》對懲治涉虛假訴訟刑事犯罪提出總體從嚴、打擊重點、刑民協同三方面要求，從嚴追究虛假訴訟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在信息溝通、線索移送、查假糾錯等方面做好刑民協同，既要打擊虛假訴訟，更要依法救濟受害人權利。

據悉，各級人民法院將探索建立虛假訴訟“黑名單”制度。建立虛假訴訟失信人名單信息庫，在“立、審、執”環節自動識別虛假訴訟人員信息。探索虛假訴訟人員名單向社會公開和信用懲戒機制，爭取與征信機構的信息數據庫對接。通過信用懲戒增加虛假訴訟人員違法成本。

“在實踐中，虛假訴訟的情況非常普遍，尤其在民間借貸領域。我自己在工作中就遇到過兩起，但虛假訴訟罪啟動非常復雜。”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魏士廩告訴北京商報記者。

魏士廩直言：“最高法多次發布關于整治虛假訴訟的文件，但是實操性有待提高。如果在實踐中發現了存在虛假訴訟行為，誰有義務來啟動虛假訴訟罪的程序、如何認定虛假訴訟、如何提交證據，這些都沒有明確的標準，最終導致法院和公安都不愿意管，妨礙了司法公正。”

北京商報記者注意到，《意見》中提到，各級人民法院要積極探索與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司法行政機關等職能部門建立完善虛假訴訟案件信息共享機制、虛假訴訟違法犯罪線索移送機制、虛假訴訟刑民交叉案件協調懲治機制、整治虛假訴訟聯席會議機制等工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