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不起，不能賣，只能餓死。”這是河南省商丘市鸚鵡養殖戶眼下面臨的困境。近日，成都商報-紅星新聞接到網友反映，稱河南商丘近1000家養殖戶飼養的費氏牡丹鸚鵡，因無法出售造成大量死亡的情況。

·據了解，費氏牡丹鸚鵡屬于國家二級野生保護動物，非法收購、運輸、出售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將面臨刑罰。當地養殖戶告訴記者，商丘當地養殖費氏牡丹鸚鵡已有30年時間，由于歷史原因，多數養殖戶存在證件不全的情況。2020年10月，部分養殖戶因先前的銷售行為被定性為非法出售，依法被刑事拘留，費氏牡丹鸚鵡市場交易近乎中斷。

“我不舍得這些鳥，前段時間因為鳥糧不適合鳥吃，餓死了好多鳥，我難受了好幾天。如果費氏牡丹鸚鵡不能商業利用，我們希望國家相關部門能救助這些鳥，給這么多的鳥找個家。”養殖戶周女士說。

養殖戶

鳥價從30元跌到3元

大量鸚鵡賣不出去

“費氏牡丹鸚鵡在我們商丘已經有30多年了，近些年一直相安無事。2020年下半年，外地公安部門多次來商丘把我們養殖戶和鳥商都帶走了，在這種情況下鳥價從30元一直跌到3元都沒人要，大量小型觀賞鸚鵡賣不出去，存于養殖戶手中。”現年40歲的張先生在當地從事鸚鵡養殖已有15年時間，是商丘鸚鵡養殖戶的一名代表。他告訴記者，經統計商丘市目前共有837戶養殖戶，現存欄育種小型觀賞鸚鵡122萬只，其中多數為費氏牡丹鸚鵡，出欄量占全國總出欄量的90%。

據張先生介紹，商丘人工養殖費氏牡丹鸚鵡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時有人從北京引進幾十對鸚鵡自己喂養，發現市場前景良好，鸚鵡繁育迅速在商丘發展起來。

公開資料顯示，費氏牡丹鸚鵡別名費氏情侶鸚鵡、棕頭牡丹鸚鵡，野生的牡丹鸚鵡生活在熱帶叢林中，常集大群生活，屬于《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附錄Ⅱ項下物種，國家二級保護動物。我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規定，非法獵捕、殺害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或者非法收購、運輸、出售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不過2003年，原國家林業局發布《關于商業性經營利用馴養繁殖技術成熟的梅花鹿等五十四種陸生野生動物名單的通知》，費氏牡丹鸚鵡收錄在名單中，費氏牡丹鸚鵡等小型觀賞鸚鵡的馴養繁殖和入市找到了法律依據，養殖戶的數量和費氏牡丹鸚鵡的繁育量飛速上升，并在當地已經形成完整的產業鏈。但2012年10月23日，原國家林業局發布的2012年第9號公告又對上述通知予以廢止，費氏牡丹鸚鵡的出售、出輸、貿易隨之面臨著不可預測的法律風險。

據媒體報道，2020年10月，江蘇徐州云龍警方公布一起販賣費氏牡丹鸚鵡案件。民警在一輛大客車上發現有人托運44只鸚鵡。通過鑒定后發現，這些鸚鵡均系費氏牡丹鸚鵡，屬于國家二級野生保護動物。民警通過偵查發現，這些鸚鵡購買自河南商丘，然后再進行飼養和販賣。10月11日，辦案民警在河南商丘王某家中發現200多只鸚鵡，其中有147只是費氏牡丹鸚鵡。目前，收貨人劉某以及鸚鵡賣家王某、田某等三名犯罪嫌疑人被追究刑事責任。

張先生告訴記者，當地有部分養殖戶因先前的銷售行為被定性為非法出售，依法被刑事拘留后，費氏牡丹鸚鵡市場交易近乎中斷。“現在都是標準化養殖，1000對鸚鵡一個月飼料都要花費1萬元。受疫情影響，一直沒人收鳥。現在飼料都是靠網友的捐助。我目前有1500多對，說實話，如果到春節前還沒辦法，我可能要放飛，快熬不住了。”

引進人

30多年前從香港引進

均為人工繁育種鸚鵡

廣東德萬律師事務所刑事辯護部主任何松波兩年前代理過一起費氏牡丹鸚鵡案子，當時有感于養殖戶及愛好者的遭遇，于2018年寫信給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呼吁國家盡快將費氏牡丹鸚鵡等陸生野生動物列入《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陸生野生動物名錄》。

“2017年1月新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增設了專門規定，明確對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經科學論證納入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2017年7月1日原國家林業局發布了《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陸生野生動物名錄(第一批)》將暹羅鱷、虎紋蛙等9種野生動物納入名錄。建議貴局在54種野生動物名錄的基礎上盡快論證后將費氏牡丹鸚鵡等陸生野生動物及時納入‘第二批名錄’管理，以保障市場需求，及對原名錄人工繁育從事商業性經營利用的養殖戶及愛好者提供新的法律保障，以使無辜的人免受刑事追究風險。”何松波在信中寫道。

“目前，野生動物物種鑒定機構難以鑒定物種是人工馴養還是野外來源。因人工馴養和野外來源的費氏牡丹鸚鵡的DNA是一樣的，無法從DNA去區分，要從外觀特征和羽毛顏色才能區分。但現實中很多養殖戶辦不了費氏牡丹鸚鵡人工馴養許可證，相關部門可能將人工馴養的等同于野外來源的費氏牡丹鸚鵡追究刑事責任。”何松波告訴記者。

著名鳥類專家王增年從事鳥類研究五十多年。1986年，王增年作為北京愛鳥養鳥協會秘書長，從香港引進10種國外鸚鵡共計1000對，其中費氏牡丹鸚鵡100對，飼養于圓明園鳥廠。王增年告訴記者，當年引進的所有費氏牡丹鸚鵡均為人工繁育種鸚鵡。由于費氏牡丹鸚鵡十分容易繁殖，在國內人工種群已經有非常龐大的數量，加之價格親民，全國各地大街小巷只要有賣鳥的都能見到費氏牡丹鸚鵡。“人工繁育鳥是保護野生動物的另一種途徑。把人工繁育的鳥拿去放生很容易造成它們的死亡。”王增年說。

反盜獵人士

無法完美區分馴養動物與野生動物

另一方面，記者注意到，關于在立法上對人工馴養的動物與野生動物區別對待的建議，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反盜獵志愿者撰文指出，很多人擔憂，一旦從立法上區別對待人工馴養動物和野生動物，盜獵洗白將很可能變得更普遍。比如畫眉鳥、百靈鳥等獲得繁殖許可后，實際上出現在市場上的這些鳥類大多來自野外捕捉，不法商販或通過許可證將非法捕捉的野生動物洗白。

“若真能理性、客觀、科學區分人工馴養動物和野生動物，不讓一人因不傷害野生種群的人工繁育活動而‘含冤入獄’，也不讓一只無法野放的人工繁育動物因收容救護不當而慘死，同時又能避免盜獵洗白，豈不美哉?但，我們真能完美區分馴養動物和野生動物嗎?”該反盜獵志愿者表示。

近年來，因售賣鸚鵡而觸犯刑法的案件并不少見，尤其以“深圳鸚鵡案”最廣為人知。2016年5月，王鵬因售賣6只家養鸚鵡(其中2只為小太陽鸚鵡，屬瀕危野生動物)被刑事拘留。2017年4月，王鵬因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2018年3月，王鵬二審判處有期徒刑二年。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了二審判決。

2019年江西邱國榮鸚鵡案中，涉案鸚鵡也是費氏牡丹鸚鵡，最終邱國榮被判有期徒刑1年6個月，緩刑2年。該案代理律師認為，與深圳鸚鵡案相比，雖均為人工繁育，但費氏牡丹鸚鵡屬于原林業部《商業性經營利用馴養繁殖技術成熟的陸生野生動物名單》所允許商業經營利用的馴養繁殖技術成熟的野生動物。最終法院參照深圳鸚鵡案做出了從寬處理，僅在法定刑以下量刑，但沒有做出無罪判決。

鸚鵡案律師

呼吁人工繁育不與野外野生動物畫等號

2020年12月2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在記者會上提到，關于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次審議稿共收到8000多條意見，其中重點提到，建議在立法上，對人工馴養的動物與野生動物區別對待。

2020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發《關于依法懲治非法野生動物交易犯罪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其中指出在認定是否構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罰時，應當考慮涉案動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種的瀕危程度、野外存活狀況、人工繁育等情況，根據案件的事實、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妥當處理。有分析認為，《指導意見》的出臺或將給身陷人工馴養繁育案件的當事人帶來希望。尤其是對以費氏牡丹鸚鵡為代表的那些雖仍被列為國家重點保護動物，但人工繁殖技術成熟，無社會危害性的案件給與從寬處理。

北京乾成律師事務所律師鄭曉靜先后代理過多起相關案件，長期呼吁人工繁育野生動物不能與野外野生動物同等刑法保護。在她看來，《指導意見》對野生動物交易犯罪指導意義重大：第二條對嚴格把野生動物交易犯罪對象限定為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第一款，不包括馴養繁殖;第三條把交易食用野生動物的犯罪對象限定為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第一款，不包括馴養繁殖;第九條明確規定在認定是否構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罰時，應當考慮涉案動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種的瀕危程度、野外存活狀況、人工繁育情況、是否列入相關部門制定的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以及社會危害性等因素，“相關定罪量刑標準明顯不適宜的，可以根據案件的事實、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妥當處理。”

“在我看來，這幾條(《指導意見》第二條、第三條、第九條)應該屬于人工繁育野生動物交易的出罪條款。”鄭曉靜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