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子瓏剛剛結束了在烘培店的學徒實習期。對于33歲的他來說，轉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原工作單位管道局工作了近10年后，他竟和這家央企對簿公堂。

管道局全稱中國石油天然氣管道局，據由其改制而來的中國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管道工程公司)官網介紹，其修建的油氣管道總里程超12萬公里，還曾參與西氣東輸管道系統的建設。改制后的管道工程公司還被注入中石油集團工程資產上市平臺中油工程(600339，SH)。若不出意外，作為“石油子弟”，楊子瓏也許會與父母一樣，在石油系統待一輩子。而楊子瓏卻遭遇了同工不同酬，甚至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管道局沒有為其繳納住房公積金。“每個月到手的錢和正式工差得挺多的，想到一直受這種待遇，心里確實有點難以接受。”楊子瓏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一般員工干到法務人員的楊子瓏咽不下這口氣，也收集了足夠的證據。2018年5月，他將管道局告上法庭，要求后者賠償工資差額、節假日工資和補繳住房公積金等(合計)超過60萬元。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調查發現，作為上市公司旗下資產，管道局各個分公司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并非個案。究其原因，與其多年來市場化改革遲緩、經營低迷有關。

“石油子弟”艱難討薪路

楊子瓏是一個典型的“石油子弟”，父母在管道局工作了一輩子。2009年7月，楊子瓏和數百名石油子弟一起，順利進入管道局工作，被分配到管道局下屬的分公司，用工性質為市場化用工。據他介紹，管道局內部，用工分為合同化、市場化和勞務派遣。合同化員工與管道局直接簽訂合同，也就是所謂的“正式工”。市場化員工則是與管道局二級單位簽訂合同。

“那個時候上班，一個月到手1000元冒個尖兒，有的時候是900多元。但是正式員工，一個月基本工資都要到2900元，3000元出頭了。這還不算獎金。”剛入職不久，楊子瓏就與正式工在收入上拉開了差距。

楊子瓏拿出2016年2月的工資數據表格，上面詳細記錄了他和同一時期，同一崗位正式工的工資數據對比。正式工僅交通補助、誤餐費就有760元，加上其他補貼，多出了1000多元。2009~2014年，楊子瓏先后參與建設了陜京三線輸氣管道工程和天津市濱海新區的浮式LNG輸氣管道工程。2015年，他回到了管道局下屬公司機關的經營管理部，同時負責公司法務。

在負責公司法務的這段時間里，他能夠接觸到公司的方方面面，對于不同類型員工之間的差異，公司薪酬辦法的合法性等問題有了清晰的認識。由于手上沒有每名員工詳細的工資條，楊子瓏在負責公司法務期間，只能一點點搜集證據。

2018年初，楊子瓏自覺準備已較為充分，就開始私下向公司領導反映這一問題，尋求補償。不過這個過程中，公司一直沒有拿出具體的解決方案。楊子瓏表示，自己不但沒拿到賠償，反而被公司安排轉崗、待崗等，受到“排擠”。2018年5月開始，楊子瓏通過仲裁、訴訟的方式討薪，而這條路遠比他想象的艱難。同工不同酬的問題并不少見，但按照相關司法要求，誰主張誰舉證，一般人難以搜集到有力證據。

北京益清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愛君告訴記者，法律上的同工，指的是同樣崗位，工作內容一致。但同工同酬并不是說每個員工工資完全一樣，而是在一定的區間范圍內浮動。從這個意義上講，同工同酬的規定本身也是比較寬泛的。同樣的崗位，工作內容是否一樣，這個需要員工舉證。

去年5月14日，楊子瓏向廊坊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申請，當天委員會就接受了申請材料，但5天后仍然沒有作出是否受理的決定。隨后，按相關程序，楊子瓏向廊坊市廣陽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后者賠償工資差額、節假日工資和補繳住房公積金等(合計)超過60萬元。一審法院駁回了楊子瓏的請求，法院認為，被告主體不適格，而這源于管道局改革過程中企業主體的復雜設置。

一審訴訟請求被駁回之后，楊子瓏向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并提交了管道局“幾塊牌子，一套人馬”的相關證據。二審法院認為，涉及的三家公司的關系，是公司系統內體制問題，楊子瓏的訴求及理由系勞動用工制度出現的情況，不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受理范圍。法院駁回楊子瓏的上訴，維持原判。

對于法院的判決，楊子瓏的代理律師王東波認為，公司內部管理制度不能夠違反法律規定。一審、二審皆被駁回，2019年3月21日，楊子瓏向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了再審請求。對于楊子瓏來說，此次提請再審可以說是他最后的機會——再審申請被駁回后，再次提出申請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同工不同酬并非個例

實際上，楊子瓏所遭遇的同工不同酬問題并不是個例。

不止是楊子瓏所在的公司，管道局旗下其他公司也有這樣的情況。一位入職超過4年的女員工告訴記者，她所在的公司，合同化、市場化兩種員工薪資差距要小一些，基本工資的差距在四五百元左右，而在津貼、房補等補貼上，市場化用工還比合同工少兩三百元。她告訴記者，由于沒有工資條，這些信息也是從合同工那兒探聽到的。

3月18日，記者來到位于河北省廊坊市的楊子瓏所在公司，以求職者的身份與近10名員工進行了溝通——他們清楚地知道合同化和市場化的差別，并且默認了這種不平等的待遇。一位女性員工介紹，她是合同化員工。當被問及合同化和市場化兩者有何區別時，她說：“合同化是正式的唄。”身份的不同直接影響員工的收入水平。負責質量檢測的一位員工介紹，他所在的部門有100多人，其中市場化員工20多個，合同化員工80多個。據他介紹，干一樣的活，市場化員工和合同化員工的薪資差距有一兩千元之多。

國資問題研究專家祝波善表示，國企改革已經進行了多年，高層考核待遇已經相對規范，但在中下層，推進改革還是有些困難，進入國企的正式員工往往有一定背景，有些國企主要是招其他人來干活。

在管道局一家分公司大門口，兩位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介紹，市場化用工很少招了，“招也輪不到你，很多人在排隊。沒有‘關系’，想都不用想。”祝波善認為，如果公司市場化程度不高，要真正解決人能進能出的問題就很難。所以，只要一個人以比較好的身份進去了，實際上就是進了保險箱。

對于記者的求職意向，上述負責質量檢測的員工勸說不要在這求職，可以去同城的新奧燃氣。當記者問，他為什么不去新奧燃氣時，他想了想，答道“實在不行了再考慮。”4月24日，記者致電管道局分公司繆姓負責人。當記者問及是否有員工反映公司存在同工不同酬問題時，他卻表示“沒有”。而當記者提到這名員工是楊子瓏后，他笑了兩聲，說道：“他正跟我們打官司，他起訴我們，我們也在起訴他，兩家有爭執，(楊子瓏)屬于惡意誣告、誹謗。”

混改上市仍未解決歷史包袱

楊子瓏2009年入職時，與他簽訂勞動合同的是中國石油天然氣管道局第一工程分公司(以下簡稱管道局一公司)。在2016年，中石油集團將旗下工程資產重組。作為重組重頭戲，管道局將主要資產劃轉給管道工程公司，再將該公司轉讓給中石油集團，并在2017年作價超過80億元，與其他資產一起，通過借殼登陸資本市場。

按照此次重組計劃，楊子瓏所在的分公司是管道局劃轉的重要資產之一。

從2015年起，我國開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同年，楊子瓏從地方項目部回到機關，開始負責分公司法務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楊子瓏也享受到了改革的益處，公司不僅為其繳納了2016年全年住房公積金，并為其多補繳了2015年一個月的住房公積金。2016年，中石油集團開始推動旗下金融資產和工程資產重組上市。2017年2月，中油資本(000617，SZ)率先登陸深交所，緊接著中油工程登陸上交所。兩家公司“正式登陸國內資本市場，標志著中石油集團混合所有制改革邁出了實質性步伐”。

然而，中油工程在重組中和重組后似乎并未解決員工的社保、住房公積金歷史問題。楊子瓏所在的公司沒有將他2016年之前欠繳的住房公積金補繳完，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也依舊存在。

旗下公司是否存在同工不同酬、拖欠員工社保、住房公積金等情形，《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多次致電中油工程，但截至發稿時暫未接通。一位不愿具名的證券律師認為，借殼上市標準等同于IPO，資產注入方需要出具承諾，為標的資產在繳納社保公積金等方面的風險兜底。

值得注意的是，管道局的人事問題在中石油集團內部也曾被提及。2017年3月，中石油集團對管道局反饋專項巡視中就提到了，管道局執行選人用人工作制度不嚴格，存在部分單位超職數、超職級配備干部，機構人員超編，崗位設置不規范，管理層級多等問題。

到了2018年，管道局稱，繼續推進機構改革，突出效益導向的原則，以利潤總額完成情況為依據，持續調整完善績效薪酬管理。楊子瓏稱，也是在2018年與公司的訴訟過程中，自己已被停職，他只好選擇去烘培店學習制作蛋糕。

“(之前)因為身份的問題公司不認可，(我)就想著找一個憑自己努力就可以實現目標的工作。”楊子瓏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他表示，之前長期與石油打交道，現在也想換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