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我國102個中央部門集中向社會公布2020年預算。《法制日報》記者注意到，因為計劃生育工作任務減少，國家衛健委2020年預算中計劃生育服務一項預算數為8879.6萬元，比2019年執行數減少了2949.4萬元。

與此同時，多地于近期陸續出臺政策，鼓勵生育。比如，北京調整生育醫療費用待遇、山西省鼓勵用人單位發放嬰幼兒保教費、廣東落實陪產假等。

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多地提出鼓勵生育政策，既是響應國家政策，對過往緊縮的生育政策的一種修訂，又是對二孩政策放開以來奏效不明顯的促進。不過，鼓勵生育的政策效應不可能一蹴而就，需對癥下藥，完善和調整我國家庭福利政策，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

精力不足職場歧視

多數女性不敢生育

北京市民劉霞的兒子今年9歲了，可是她和丈夫不敢再要二胎，原因是“沒有過多精力”。

早在2015年10月，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后，劉霞和丈夫還有些“蠢蠢欲動”，但那時兒子正在上幼兒園，父母也因身體欠佳常去醫院治療，養老養小的重擔全部壓在了作為獨生子女的劉霞和丈夫身上。

不少受訪家長拒絕生二胎的原因和劉霞相似。在他們看來，培養一個孩子需要很多時間和精力，但很多“80后”“90后”都是獨生子女，他們除了要賺錢養家，還要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照顧雙方老人和孩子，很難有時間和精力要二胎。

還有很多女性因為擔心職場歧視而不敢生二胎，甚至連一個孩子都不敢生。

“兩個孩子，漫長的孕期加產假，前前后后至少五六年無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最近因為已婚未育，被多家單位明確拒絕，而在未婚時，幾家公司都想高薪挖我。”

“一個朋友結婚沒多久，全面二孩政策開始實施，單位以效益不好為由，間接將她裁掉。同時被裁掉的大都是這個年齡段的女性。如今，她34歲，孩子1歲，全家說要不就接著生吧。她看了看新婚姻法，想到自己生完二胎年近40歲，事業基本荒廢，沒有收入。”

上述對話來自于一個名叫“四旬老母”的微信群。說話的3人都是北京女孩，曾畢業于國內有名的高等學府。如今，她們面臨同樣的問題——職場歧視，她們擔心未來幾年一步走低步步低。

左菲菲是北京一位白領，在她的觀念里，要想在職場保住位置，“就要不把自己當女人”。據她介紹，她的幾位女性領導都是在生完孩子6周后就上班了，因為她們一旦不在崗位上，公司就會找人頂替她們。這就意味著，之前的努力可能歸零。

錢月做了7年人力資源工作，在人力資源圈里，流行這樣一種說法：女性還沒生孩子，已經被打上“以后要請婚假和生兩個孩子產假的特大定時炸彈”的標簽;生育一個孩子的女性，在職場會被貼上“這是個隨時生二孩定時炸彈”的標簽;已經生完二孩的女性，職場上的標簽就變成了“沒有精力工作”。

另外，“不敢生”的背后還有無人照顧的無奈。

3歲以下的嬰幼兒尚未到幼兒園入園年齡，但大多數家長工作繁忙沒有精力照看，隔代照看又常出現養育觀念沖突問題。《法制日報》記者曾在實地調查中發現，這種困境出現在不少家庭，尤其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3歲以下嬰幼兒的看護問題愈加突出。針對這種情況，一些社會機構嗅到商機，紛紛開辦嬰幼兒托管機構，但這些機構是否合法合規、工作人員是否有資質、場地是否安全……家長并不知道這一系列問題的答案。

“其實這都是一個‘死循環’，女性擔心職位不保必須盡快上班，孩子就需要專人照顧，沒有信得過的嬰幼兒托管機構就只能找老人來幫忙。一旦老人生病或者出現任何問題，還需要人來照顧。也就是說，在生育流程中需要‘環環相扣’才能正常運作，只要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就會如‘多米諾骨牌’般，所以更不敢想二胎的問題。”北京市民鄭煒無奈地說。

各類因素相互作用

最終導致生育率低

今年1月17日，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0.48‰;死亡人口998萬人，人口死亡率為7.14‰;人口自然增長率為3.34‰。

此前，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0.94‰。

據悉，2018年人口出生率為1952年以來最低，而2019年再度“觸底”。

關于我國人口出生率持續走低的原因，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陸華杰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一是結婚和生育的適齡群體人數不斷下降;二是人們的生育意愿不是特別強烈;三是國家關于鼓勵或者刺激人們生育的輔助政策配套等不足。

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生育率水平高低和出生人數需要作區分，生育率是出生人數除以育齡婦女人數，當下育齡婦女人數特別是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人數快速減少，是出生人數下降的主要原因，即便在生育率保持不變或者小幅度上升、下降的情形下，出生人口規模減少的情況也難以扭轉。

原新說，生育意愿和行為受到社會經濟、文化、生育觀念等原因的綜合影響，根據調查顯示，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來，出生人口規模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點：

第一，養育孩子的經濟成本過高，無論是生育成本、生活成本還是教育成本，養育一個孩子對于家庭來說會增加不少壓力，更不用說二孩甚至三孩;第二，兒童的托幼問題，隨著二孩政策放開，公立幼兒所、幼兒園短缺情況越發突出;第三，長期以來實施的晚婚晚育政策，致使生育二孩的女性年齡偏大，出于對自身健康與孩子的顧慮和考量;第四，生育二孩的夫婦的年齡與職業生涯上升期的沖突。

生育政策發生轉變

多地頻繁鼓勵生育

面對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趨勢，一些地方在今年不斷出臺鼓勵生育的措施。

6月3日，河南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河南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修改〈河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等八部地方性法規的決定》。其中，《河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修改為：“提倡一對夫妻(含再婚夫妻)生育兩個子女。”

5月1日起，北京市調整生育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進一步保障好參保職工生育的基本醫療需求。此次主要調整生育醫療費用待遇，包括產前檢查、住院分娩和計劃生育手術等項目。

4月8日，山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下發《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實施意見》，鼓勵用人單位對計劃生育政策內生育的嬰幼兒家庭父母每人每月發放200元的嬰幼兒保教費。

3月8日，廣東省發布《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實施意見》，提出要加強對家庭嬰幼兒照護的支持和指導，包括全面落實產假、配偶陪產假等政策以及積極探索試行與嬰幼兒照護服務配套銜接的育兒假、產休假，并鼓勵用人單位采取靈活安排工作時間、減少工作時長、實施遠程辦公等措施。

在原新看來，各地鼓勵生育政策的出臺背景，主要是在2015年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后，特別是十九大報告在實施健康中國的大戰略框架下所提出的“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這體現了我國生育政策發生重大轉變，從一直以來的緊縮型人口政策變為適度寬松型人口政策。相應的，與嚴格控制人口數量對應的經濟社會政策，當然要轉變為與全面二孩政策匹配的經濟社會政策。

“當下頻繁提出鼓勵生育政策，首先是響應國家的政策，是對過往緊縮的生育政策一種修訂，其次是對二孩政策開放以來奏效不明顯的促進。這些政策發揮作用有時間效應，所以鼓勵生育的政策效應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生育作為上的體現需要一定的時間周期。”原新說。

陸華杰也認為，各地實施的一些優惠政策，如陪產假、產假延長等，實施效果微乎其微。“這應該說只是一種象征性引導，還沒有起到真正的作用。其實，應該出臺更多積極的政策來鼓勵生育。”

完善家庭福利政策

促進自然人口增長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鼓勵生育也是不少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全國人大代表、大連外國語大學校長劉宏建議，借鑒世界其他國家經驗，由國家統籌采取現金補貼、差異化個稅抵扣、租房和購房補貼等系統性配套補貼政策，促進自然人口增長。

陸華杰建議，應探索建立從懷孕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的全面鼓勵生育體系，可考慮包括孕期保健補助、住院分娩補助、托育津貼、教育津貼、家庭個稅抵扣，以及對不符合繳納個稅標準的低收入人群實行直接經濟補貼等。

在原新看來，要對癥下藥完善和調整我國家庭福利政策：第一，要增加和穩定家庭收入，有了穩定的收入才能保證孩子撫養的投入和教育投入。第二，國家要更多地承擔關于教育和養育子女的支出，加強公立的服務設施建設與配給。第三，要增強生育者的信心，如出臺延長產假、增加陪護假等支持政策。第四，加強生育的技術支持，通過技術和優質服務保障大齡孕產婦的生育安全，通過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幫助有生育困難的家庭。第五，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增強輿論環境對于生育的促進，改變過去我國采取的嚴格限制多生的政策所帶來的負面觀念。

“構建生育支持體系在西方國家運行了幾十年，而我國正處于一個初步探索的階段。比如，孕期保健補助、住院分娩補助等在我國已經開始實施，但托育津貼、教育津貼還處于探索和商討階段，包括考慮延長9年義務教育至12年或15年，這都屬于建構生育支持體系中的環節，需要時間慢慢完善和實行。”原新說。

陸華杰也認為，家庭福利政策是一個多元的政策，包括健康、教育、住房、稅收、公共交通等，目前我國家庭福利政策處于起步構建階段。“過去，我們主要以大家庭模式為主，生育的要求以控制為主。如今，需要進一步完善家庭福利政策，不僅是產假醫療待遇，還應包括零至3歲或者3至6歲兒童的基礎義務服務。父母都希望孩子未來能成為國家的棟梁，在教育投入方面的成本越來越大，這無形給二胎家庭帶來了壓力，所以需要全方位改善這個環節。”

陸華杰補充說，育齡婦女所面臨的工作和家庭平衡問題也是她們是否愿意生孩子的重要因素。因此，適齡女性職場發展問題也是國家應該關注的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