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小企業職工、新業態從業者、共享經濟從業者、個體從業者等群體來說，“食堂”這個詞，在生活的字典里是難以找尋的，工作餐這個概念，也是可望而不可即。其午餐不論是選擇下館子還是訂外賣，都需要支付較高的成本，這個成本除了金錢，還有健康。能否通過多種形式，根據不同類型企業、不同經濟業態從業者的特點，有針對性地讓這些職工吃好午餐，既營養健康又負擔較輕，值得有關部門思考，

沒吃上食堂的人盼望著食堂，能吃上食堂的人中，吐槽者也不少。畢竟，用有限的經費做出的大鍋菜，既要應對地域差異眾口難調，又要避免鋪張浪費，運營好一個職工滿意的食堂，真的不是簡單之事。當然，在大數據時代，這個問題也不是沒有解決辦法。

在北京一家金融企業工作的陳橋，在位于朝陽區的CBD上班，摩天大樓之下，人流涌動西裝革履。自從工作以來，陳橋的體重一直在上升，因為，午餐只能靠外賣果腹。

無奈的“最優選擇”

陳橋選擇外賣的理由，是因為這是無可奈何的“最優選擇”。午休時間只有一個半小時，但是寫字樓內企業眾多，周邊的小飯館中午時間人滿為患，“時間都花在了排位上”。經過各種嘗試，陳橋覺得外賣是自己在現有條件下的最優選擇，“方便，快捷，重點是不用等。”每天11點他就會點開APP下單，40分鐘后，飯菜會準時送到辦公室樓下。

但是，外賣的弊端也不可避免，“食堂打飯對不熟悉的菜可以少打一點，但是外賣一旦點錯了，就會整頓‘垮掉’。”有一次，他點了一份豬肚雞飯，至今都能清晰記得那次的味道“清淡到沒有朋友”，最后只能全部倒掉，重新點了一份自己熟悉的酸菜魚蓋飯。

另外就是健康問題，不少外賣菜品是高油高鹽。

對于員工選擇午餐吃外賣，經營一家培訓機構的朱先生有些無可奈何。“公司規模小，不可能自己搞食堂，寫字樓里也不可能開火做飯。”后來，朱先生嘗試過給員工集體訂盒飯，或者在外面的餐館包桌搞工作餐，但效果都不好。“盒飯總有人不滿意菜色，包桌吃飯，年輕人覺得尷尬。”最后，公司不得不給大家發餐補，讓員工自己解決。

朱先生很羨慕周邊社區搞的老年小飯桌，“我也和大廈的管理方談過，能不能搞一個集體食堂，讓周邊小企業共享，但是苦于沒有人牽頭，而且大家都不知道該怎么搞。”

守著食堂點外賣

食堂的作用還是很明顯的，在位于北京市西二環附近某國企工作的何芳，雖然對公司食堂的評價是 “一般般”，但只要是工作日的中午，她總是會壓著飯點從五樓辦公室坐電梯準時趕到食堂排隊打飯。

食堂最吸引她的地方是價格，“長這么大，只有食堂的飯價是最便宜的。”只需5元，就能打到一份兩葷一素的普通套餐，如果不夠只需加1元就能再多打一份菜品，并且每月公司都往飯卡中充值300元補貼。

但是，與何芳在同一家企業上班，吃同一個食堂的李銘，飯卡中的錢幾乎沒有動過。“剛入職還好，菜品都還行。但入職一個月后就會發現天天都是那些菜。”李銘告訴記者，食堂一周提供8道菜品，偶爾會微調，但是翻來覆去總是 “永遠的土豆絲炒肉、永遠的番茄雞蛋”。比李銘更苦惱的是他的南方同事，吃不慣北方的菜品，最后守著食堂點外賣。

“產品經理”的思維

上述這些情況，在王兵供職的某大型互聯網公司則是不存在的。這里的食堂運用了“產品經理”的思維，盡可能滿足所有人的要求。

食堂占地規模五層，一層主打北方菜、二曾主打清真西北菜、三層是川菜和粵菜、四樓提供團建供餐和私人用餐、五層則是世界美食。每天中午有一萬多人在這五層食堂內穿梭。平均一頓飯的價錢在25元左右，自主稱重，杜絕浪費，而且公司每天提供55元的餐補。

“這是加入大公司的好處，但是每天都沒有多少時間享受美食，工作太忙，匆匆一吃就去工作了。”王兵說。當然，公司提供如此規模的食堂，也因為公司地處郊區，周邊實在沒有吃飯的地方。

能夠提供大型食堂的企業，畢竟是少數。作為“銀河護胃隊”的一員，外賣員黃凱去過太多的食堂和飯店了，他發現，大部分人對于午餐的要求其實就是“能吃舒服，不浪費就行”，但在現實中，不論選擇哪種吃飯模式，想做到“舒服不浪費”，也不是件容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