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狠批自己的學生當全職太太，并拒絕了這名學生的捐款，今年10月，張桂梅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

不過，在面對各路記者的輪番追問時，她總笑瞇瞇，直到今天，張桂梅也沒有就此公開回應。但熟悉張桂梅的人都明白，她內心所篤定的，是外界和輿論無法改變的。

和外界對“全職太太”話題的狂熱追問相比，因做全職太太回母校捐款而被老師張桂梅“轟出”校門的學生黃付燕，對此反應十分平靜。她不僅接受張桂梅的批評，還參加了地方考試，最終亦成為一名人民教師，重回講壇。

“張老師話丑理正。”知道內情的人都明白，黃付燕和張桂梅并不是在互聯網上虛情假意地表態。因為她們的關系就像母女一樣，母親訓斥自己的女兒“不要做全職太太”，在置身于任何個體家庭來說，都是非常正常的行為。

但在外界看來，張桂梅可能有些“狠”。可也正是這種“狠”，讓很多曾被她訓斥的孩子，如今卻感恩滿滿。

從第一屆學生到女高教師

周云麗是云南麗江華坪女子高中(以下簡稱“華坪女高”)的一名教師，在2008年時，她是華坪女高的第一屆學生。周云麗出生在一個貧困山村的家庭里，在她不到一歲時，母親因病去世，是患有小兒麻痹癥的父親將她和姐姐拉扯長大的，生活異常艱辛。

2008年7月，當中考成績放榜時，周云麗和姐姐都達到了高中錄取分數線，家里沉浸在歡笑聲中。但很快，笑聲從家里消失，因為現實問題出現了：學費怎么辦?

“我父親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他不希望我們姐妹再吃沒文化的虧。”周云麗告訴紅星新聞記者，當時其父把家里值錢的東西都賣了，還四處向親戚借錢，可湊的錢遠遠不夠姐妹倆上學的學費。

茫然無助時，周云麗的父親得知張桂梅在創辦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中，專門招收貧困山區的女生。這個消息讓周云麗一家喜出望外，重新燃起繼續求學的希望。隨后，周云麗的父親找到張桂梅，她和姐姐終于成功入讀華坪女高。

“學校不但免除她們的學費、書費、住宿費，還統一發放校服、被褥、行李箱，只要負擔生活費就可以了。”張桂梅說，對于家庭特別貧困的學生，生活費也能免除。

周云麗的父親聽后，拉著張桂梅的手，流淚了。周云麗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在她印象中，即便是在家里最困難的時候，父親都沒有哭過，這是一次特殊的流淚。

家里的困難不僅從小就“種”在周云麗的心里，也在同鄉人的內心中留下很深印象。記得還在華坪女高上學時，從村里來到鎮上坐摩的返校時，一個周云麗姐妹都不認識的摩的司機告訴她們：“我認識你們的父親，他很辛苦，每天天不亮就出門干活了，幫人家做工掙錢，很不容易，你們要努力學習。”原本在車后排有說有笑的周云麗姐妹，頃刻陷入沉思，下車時，她們哭得稀里嘩啦。

當貧窮已成往昔，每一個掙扎出貧困泥潭的人們，都可以笑談往昔，但只有經歷過那段日子的人，才更有資格去評說張桂梅為她們的付出，以及對她們那些幾乎不近人情的“狠”。

躺槍的“全職太太”

華坪女高的女孩盡管來自麗江不同地方，但身上都曾有個深刻的標簽——貧困。當貧困的標簽被撕掉，并扔進歷史垃圾桶的時候，張桂梅依舊希望她的孩子保持自立、自強，并更好地服務人們。

黃付燕是在不經意間被“躺槍”而帶出的對象，因為張桂梅批評那個曾做了全職太太的對象，正是她。對于張桂梅的批評，黃付燕沒有忌諱，也沒反對，反而坦然接受“張老師話丑理正”。這讓外界有些意外，但熟悉她們的人，對此并不感到奇怪。

陳法羽是永勝縣公安局三川派出所的一名民警，2009年初中畢業后貧困的她也進入華坪女高就讀。

彼時，黃付燕家境的貧寒以及張桂梅老師和黃付燕的關系，讓陳法羽印象深刻。黃付燕進入華坪女高就讀時，她哥哥患了淋巴癌，家里為了治療哥哥的病，幾乎到了家徒四壁的處境。為幫助哥哥治療，黃付燕花錢很省，她在高中時，一天只吃兩頓飯：早上吃饅頭加白開水，中午吃5角錢米飯不吃菜。

清晨5點半左右的華坪女高

“下午放學后，大家都去食堂吃飯時，黃付燕一個人在教室里唱《紅梅贊》。”陳法羽說，當張桂梅發現這個情況后，就問黃付燕為何不吃飯，黃付燕告訴張桂梅老師，要把吃晚飯的錢節約給哥哥治病，“一個人唱歌是因為肚子餓了，但唱起歌來，就不覺得餓了。”得知黃付燕的情況后，張桂梅承擔起了黃付燕全部的生活費。

黃付燕知恩圖報，大學畢業后，她在上海等地打拼，每年都會不定期把自己的積蓄寄給華坪女高。2015年9月15日，華坪女高遭遇百年不遇洪澇災害，黃付燕的家也處于重災區，但她從上海趕回后，第一時間卻是到華坪女高看望張桂梅。

“看到華坪女高和張老師都沒事，她才匆匆趕回家里。”陳法羽說，當黃付燕得知家里領到救災物資時，她讓父母把物資都退回去，因為在華坪女高三年，她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先人后己，回報社會”。

黃付燕婚后家里條件變好，衣食無憂的她便辭職回家照顧孩子。有一年，黃付燕帶著丈夫、孩子以及一袋錢來到母校捐錢，但當張桂梅得知她辭職做全職太太后，非但沒有接受黃付燕的捐款，還把她“轟”了出去。

在接受張桂梅批評后，黃付燕在前些年就通過考試并在貴州做了一名教師。

沒能成功勸回校園的女孩

華坪女高是云南省麗江市下屬一所公辦學校，成立于2008年，創辦人是當時在云南教育界就很有名氣的張桂梅。這是所全免費的女子高中，專門解決貧困女生的受教育問題。

2008年對外招生前，張桂梅就有創辦一所全免費女子高中的想法和沖動。2004年9月，當時楊文華還是華坪縣教育局分管中學的副局長，張桂梅受邀去央視西部教育頻道錄制《詠梅》節目時，楊文華隨同。航班上，張桂梅和楊文華聊了很多她在家訪期間遇到的事。

“有些事我聽了，也流淚了。”2020年12月上旬，在華坪縣，楊文華告訴紅星新聞記者，“那個沒能成功勸回校園的女孩，是張桂梅老師這輩子最大的遺憾。”

1997年后，張桂梅從華坪中心中學轉到華坪民中教書。一天，張桂梅去家訪。在一座山坡上，她看見一名約14歲的陌生女孩在路邊發呆，她過去詢問，女孩卻哭了。

“那個女孩告訴她，父母為了3萬元彩禮，要她嫁人，但她還想讀書。”楊文華說，后來，張桂梅就跟那個女孩到她家里做其父母的思想工作，“讓孩子去上學，費用你們不用管，讓我帶走即可”。

遺憾的是，女孩父母的思想工作始終沒能做通，他們甚至威脅張桂梅：“如果你今天把她帶走，我們就死給你看!”

“最后，這個女孩的結局如何就不知道了，但這成為張桂梅的一個心結。”楊文華說，“我聽了，也很難受。”

有時，張桂梅所在班級，在教學途中也會遇到一些女孩輟學，嫁人或打工是她們的歸屬。這對張桂梅觸動很深。

張桂梅同時兼任華坪孤兒院(又名華坪縣兒童之家)院長。她曾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孤兒院里有個孩子的母親在花椒地摘花椒時，突然被個男的偷摸了，她害怕地大聲叫起來，這被其他一起摘花椒的同伴知道了，她為此感到非常不好意思，最后服毒自殺。

“她丈夫見到妻子過世，也服毒自殺。這樣，他們的孩子就成為了孤兒，被送到華坪孤兒院。”張桂梅說，這絕非個案。還有個母親在家生孩子時難產了，丈夫覺得原本有搶救機會，但因愚昧錯過了，進而也酗酒身亡。

楊文華透露，過去，在當地一些農村社會，女人生孩子時被認為是“最臟”的時候，男人不能進去看或幫忙，這導致那位母親難產時，其丈夫沒能及時發現并送醫救治，這樣，有時孩子是生下來了，但母親卻活不成。

“她的丈夫認為，如果能及時發現或一開始就送到醫院生孩子，就可避免這樣的風險出現。”楊文華說，這對夫婦的感情很好，為此，孩子的父親非常愧疚，隨后，日日酗酒，一年后也去世了，他們的孩子便成為了孤兒。

類似情況還有，比如父母藏毒品、販賣毒品，最終導致孩子成為孤兒;又比如丈夫家暴，妻子將丈夫殺害，孩子成為孤兒等。

“孤兒院里，每個孤兒的背后，都有個悲慘的家庭故事。這其中，又多和母親的愚昧有關。”因此張桂梅認為，貧困女孩的教育問題解決不好，就會造成從“貧困女孩”到“貧困母親”再到“貧困下一代”的惡性循環，所以“救一個，就是救三代”。

這正是張桂梅創辦華坪女高的初衷。但這種救助并沒有隨著學生畢業進入社會而結束，比如黃付燕曾一度的“回潮”，就是張桂梅極力反對的。

一個人內心的篤定和堅守，往往源于她對所篤定和堅守的東西有深刻認知，而這種認知一旦形成，不容易改變。

張桂梅希望，貧困山區女孩通過讀書改變命運后，樹立起遠大的理想和抱負，成為自強、自信、自立、自尊、自愛的人，成為能為社會做更大貢獻的人。

受惠的不止是女孩

和經濟上的富足相比，教育跟得上，才是脫貧治本之策。

國家主要領導人多次強調，“要把發展教育扶貧作為治本之計，確保貧困人口子女都能接受良好的基礎教育，具備就業創業能力，切斷貧困代際傳遞。”

截至今日，從華坪女高畢業的1804名學生中，她們的家庭幾乎都不再為衣食發愁，而且也成為自身所在領域的重要一員。

“這些畢業學生中，有做警察的、醫生的、老師的以及公務員的。”華坪縣教育局原局長、現華坪縣政協民宗委主任楊文華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受教育后，這些女孩的謀生能力增強了。此外，在華坪女高歷練三年后，她們不管從事任何職業，始終保持自強、自立的品格，而且懂得感恩，理想信念非常堅定。

張桂梅早前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前兩年，她去過周云麗的老家，“起了兩層小洋樓，她父親笑瞇瞇的，整個人看上去可精神了!”

她的兩個女兒，目前都從事人民教師，不僅脫貧，而且從事的是體面而受人尊敬的職業。張桂梅正是通過教育來阻斷貧困的踐行者，通過“改變一代來改變三代”是她教育扶貧的理念。

而且，并不止于女生。

在華坪孤兒院有男孩也有女孩，作為院長的張桂梅一直關照著他們的成長。

一些孤兒成家后，也習慣回到孤兒院走走，因為那是他們無法忘記的家。2020年下半年，25歲的張惠華終于和女朋友領了結婚證。擁有自己的小家，但張惠華每次回縣城，都會到兒童之家來小住。

2002年，張惠華的父親遭遇礦難身故，不久，他母親離家出走。當時的張惠華7歲，其弟只有5歲。“爸爸去世了，媽媽不要我們了。”張惠華不知道怎么辦，每天只知道和弟弟對著大山哭喊，但除了大山回應他們的哭聲外，似乎沒有其他辦法。

隨后，張惠華和弟弟被送到兒童之家。“一切都很陌生，我們當時還有點害怕。”張惠華回憶起當時的情形時說，“張媽媽(張桂梅)一手抱住我，另一只手抱住我弟弟說，‘孩子，別怕，以后我就是你們的媽媽，這里就是你們的家’。”

“那時，我還不知道她是誰，但那一次的擁抱，我一輩子都記得。”張惠華說，后來他考上了麗江市一中，隨后考上華中農業大學。

大學畢業后，張惠華回到華坪縣，目前是石龍壩鎮人民政府的一名公務員，是負責駐龍泉村的一名扶貧工作隊隊員。張惠華正以另一種身份和方式，延續著“張媽媽”對他們曾經的幫扶。

不止張惠華，如今，從兒童之家成長起來的100多名孤兒，在投身社會后，都以不同的方式回饋社會。

“無論以怎樣的方式脫貧，但教育脫貧依然是根本之策，也最能鞏固脫貧成果。”2020年12月上旬，華坪縣教育局副局長、華坪縣扶貧辦副主任李堂明告訴紅星新聞記者，他曾和張桂梅共事十年，“當時我是華坪民中的校長，她是一名教師”。

“張桂梅的愛心和奉獻精神，是常人無法比的，也值得我們學習。”李堂明這樣評價張桂梅，“記得當時她在華坪民中教書時，學校還沒有圍墻，民中(25)班有學生晚上經常會出去玩，上網吧等。張桂梅晚上就直接住到男生宿舍，逼著學生改變壞的行為和習慣。”

現在的生活條件比過去好多了，但這種精神和付出，影響著一代代教師和學生，最終使他們不僅走出物質的貧困，也走出精神的貧困，“向上的精神，廣博的知識，是解決貧困的原動力”李堂明說。

華坪縣通達鄉丁王村是個少數民族聚集地，那里的民族主要是傈僳族，一直是華坪縣脫貧攻堅的主戰場。但如今，這里的面貌已煥然一新。據駐村干部、丁王村委副主任陳飛介紹，丁王村有520戶1931人，建檔立卡貧困戶是293戶1191人，但隨著15戶41人脫貧，全村已全部實現脫貧。

“人均年收入4000元即達到脫貧指標，但我們村人均年收入已達到9600元。”陳飛說，駐村六年，最大變化是道路硬化了，過去的泥土路、沙石路不見了。此外，村里還找到了發展的產業，“比如種植豌豆，一畝純收入可達1500元。”陳飛說，目前，全村種植豌豆2500畝。

2020年6月23日，麗江市決戰決勝脫貧攻堅新聞發布會第七場(華坪專場)在麗江市政府召開，會議透露，華坪縣貧困發生率從2014年的15.11%降至2019年的1.03%，貧困鄉、貧困村全部出列，傈僳族整族脫貧，2019年省級脫貧攻堅成效考核為“好”。

比這些更明顯的變化是，教育對人們思想的影響。“過去，很多人小學或初中畢業就不讀書了，出去打工了。”陳飛說，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讀書對經濟和思想意識的提升和改善，通過教育實現脫貧的示范效應越來越大，使民眾的富足不僅僅是物質上，還有精神上的追求與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