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嫁不娶”“兩家拼拼”，小夫妻成家后依舊與雙方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同時他們一般會生育兩個小孩，并且一家一個姓……這種被稱為“兩頭婚”的婚姻形式，在江浙以及中西部零星幾個城市流行，并悄然改變中國傳承千百年的家庭社會關系。

據專家分析，這種婚姻方式與地區經濟發展和此前的人口生育政策相關，特別是來自獨生子女家庭希望姓氏延續的需求。同時，二孩政策為“兩頭婚”流行提供了現實契機。

我國幅員遼闊，文化差異巨大，社會各界對“兩頭婚”現象也爭論不休，有人說這是“兩家親”，有人卻說這是“兩頭昏”。

那么，新形式婚姻會不會影響夫妻間感情?與父母居住，年輕夫妻是否會缺少獨立自覺與責任擔當?一家一個姓，孩子對家庭身份的認同、兄弟姐妹的情感如何保證?“兩頭婚”需要“兩個娃”，女人是否沒有了生娃自主權?對此，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與“兩頭婚”的踐行者以及專家交談，以期展示真實的“兩頭婚”。

“我是家中獨女，我不想嫁出去”

杭州西郊的民豐村，距離杭州未來科技城以及淘寶城5公里。隨著城市發展，這里面臨著“從村到城”的劇烈轉變。

曉曉和老公都是民豐村村民，“從我公婆家到我自己家，只要5分鐘路程。”曉曉說，2010年她和老公結婚后，育有兩個女兒，大的10歲，小的7歲。按照婚前約定，大女兒跟曉曉姓，二女兒跟她老公姓。

“生兩個孩子，各自隨父母姓”是“兩頭婚”的一個重要特征。“我倆談戀愛時，我就問過他，同不同意實行‘兩頭婚’，他回去和父母商量幾天后，就同意了。”曉曉說，“我是家中獨女，我不想嫁出去，也不喜歡找上門女婿，‘兩頭婚’方式挺好，形式比較中和。”

在曉曉看來，“兩頭婚”最重要的是事前協商。雙方的溝通和父輩的開明是關鍵——只要雙方事先商量好，婚后父母不過多干預夫妻生活和子女教育，男女雙方對孩子的冠名權契約式遵守，“兩頭婚”也可以很融洽。

2011年，雙獨二孩政策的放開，為“兩頭婚”提供了政策契機。

曉曉的高中同學小琪，也是本村人，她和老公也實行“兩頭婚”。在2011年辦喜事時，小琪老公曾準備一些彩禮，但小琪家拒絕了。男方不提彩禮，女方不辦嫁妝。“兩頭婚”改變了過去“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的舊觀念，女兒仍是原生家庭的頂梁柱和門戶。因為“兩頭婚”在當地是流行的做法，兩家溝通成本很低，幾乎是“水到渠成”。

“在民豐村，村民采用夫妻‘兩頭婚’、孩子‘兩頭姓’的雙系婚育制度來調節‘獨女戶’家庭出現的傳宗接代、老年人贍養、財產繼承等諸多困境，這已成為當地非常普遍的選擇。”浙江外國語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趙春蘭說。民豐村是趙春蘭的田野觀察點，她調研發現這里的“80后”已婚人群中，“兩頭婚”的比例超過七成。

趙春蘭追訪了20多對“兩頭婚”家庭，她總結了“兩頭婚”的幾個特征：一是夫妻倆生兩個小孩，并事先商量好，一家一個姓;二是男方沒有聘禮，女方也不出嫁妝;三是女性戶口不遷出，繼續擔當原生家庭男性化的社會角色(比如祭祖等);四是成家后，夫妻倆(包括小孩)輪流到男方或女方家各住一段時間。

“選擇‘兩頭婚’的家庭大都條件相當，甚至女方條件優于男方，雙方父母也比較認可‘兩頭婚’的理念。”趙春蘭說，大多數“兩頭婚”是本地兩個家庭的結合，男方理解女方家庭傳宗接代的需求。對于女性來說，“兩頭婚”既可孝順公婆，也可照顧父母，這是男女雙方及家長共同做出的選擇。

而“兩頭婚”，也讓曉曉、小琪有了與傳統“嫁娶婚”不一樣的際遇。例如傳統上，由各家男丁承擔參與的社區活動，也可以由女兒或女婿參加。比如，喝龍燈酒，“嫁”出去的女兒也可以回來參加;女婿也可以跟兒子一樣劃龍舟，在“兩頭婚”中，女兒承擔兒子一樣的角色，既繼承父母遺產，也承擔贍養父母的責任。

“‘兩頭婚’讓傳統和現代實現了和解。”趙春蘭認為，民豐村的社會經濟環境使得當地村民思維較為開放，更能接受新事物。同時，他們的思維又比較傳統，有著比較濃重的傳宗接代觀念。“‘兩頭婚’體現出‘人是活的’這一特征，這些家庭主動對傳統文化系統進行調整，在依循地方規制的同時，又對傳統規制進行創新。”

趙春蘭發現，目前除了江浙地區，云南、貴州、甘肅等地也零星出現了“兩頭婚”例子。

不僅僅是地域的跨度，“兩頭婚”時間的跨度也比外界想象得更長。趙春蘭說，費孝通先生早年在《江村經濟》，寫到當地新的婚姻形式時，用的詞是“兩頭掛花幡”;1988年，張樂天老師在浙北陳家場做調查時，也提到過這種婚姻形式，只不過當時沒有流行“兩頭婚”的社會基礎。

“與父母一起住，意味著陪伴”

男不言娶，女不叫嫁。

結婚以后，曉曉和老公輪流到雙方父母家居住，并且以小家庭“舉家搬遷”方式居住，而非一邊帶一個娃、兩邊分開住。“有時在婆婆家住幾天，有時在我媽媽家住幾天，關系也很輕松。”曉曉坦言，“就算我們另外買了婚房，我也不想出去住，我很享受這樣的生活狀態。”

“我是獨生女，我爸媽也希望我未來能夠多陪伴他們，給他們養老。”小琪說，網上很多評論，說和父母住是“啃老”“不獨立”的表現。“我非常不認可，獨立并不意味著要和父母分開居住，我和我老公經濟獨立，同時在生活、育兒等方面，父母都尊重我們的想法，幾乎不會插手。一塊住更意味著相互陪伴，父母也覺得家里熱鬧是好事。”

受訪的多個“兩頭婚”家庭表示，他們很享受現在的生活狀態。尤其是有孩子以后，父輩的幫忙照料也能幫助他們減輕工作生活中的諸多負擔。而且兩邊換著住，也給雙方父母帶來生活的樂趣和精神的慰藉。

“其實，‘兩頭婚’更強調‘合’，而不是‘分’。一般說來，都是夫妻雙方共同承擔長輩的養老問題。同時，對于下一代子女的教育問題，兩家也會共同出力，年輕人的生活壓力也會小很多。”趙春蘭說。

家住杭州的王倩(化名)和丈夫也是“兩頭婚”。“我們家的相處方式，倒沒有統一叫爺爺奶奶，但我知道不少家庭是這么做的，或者倒過來叫，就是跟女方姓的孩子，叫女方父母為爺爺奶奶，叫男方父母為外公外婆。”王倩說，現在孩子還小，財產問題以及孩子跟上一輩的關系處理問題都沒有顯現出來，“但我想，現在大家都想通了，肯定會一碗水端平。”

“‘兩頭婚’是年輕夫婦們的新選擇，但與原生家庭有著較大的黏性。”浙江省婚姻家庭協會會長謝需提出了她的擔憂，“‘兩頭婚’中，小夫妻如果遇到矛盾了，就各住各家，一味依靠父母來解決矛盾，沒有讓小孩經歷家庭的初建、成長、矛盾、波折的過程，這不利于下一代認知家庭觀念，也不利于婚姻穩定。”

也有網友認為，“兩頭婚”的概念幾近于“兩個娃”“兩個姓”，沒有繞過生育問題，言辭激烈者甚至認為“兩頭婚”中，女性被“施舍”了一個孩子的冠姓權，繼而心甘情愿被生育責任綁架，“女人變成生育工具”。

“這給我們貼上莫須有的標簽，我很生氣。”曉曉說，生過小孩和沒生過小孩的觀念差距很大，“我生兩個小孩很幸福，父母給我們的空間很大，如果雙方家庭選擇了‘兩頭婚’就已經考慮好了生兩個小孩，如果一對夫妻只想要一個小孩，就不一定選擇‘兩頭婚’。”

趙春蘭認為，“兩頭婚”出現與當地女性社會地位提升、自我價值覺醒有很大關系。“‘兩頭婚’當然與生育問題有很大相關性。但實際上，我們如果回到生活本身，女性生育孩子不僅僅是一種責任，也是個體獲得不同階段人生圓滿的一種自我實現。”

不時上演的姓氏暗戰

婚姻，總有幾家歡喜幾家愁，“兩頭婚”里也不例外。其中最多的就是存在于“兩頭婚”里的姓氏暗戰。

家住杭州蕭山的余蘋(化名)就有這方面的煩惱，“老二1歲多了，連戶口都沒有上。”余蘋說，“我父母很堅持，要讓老二上到我們家戶口里。因為我父母在蕭山的農村還有宅基地，我父母覺得把小孩戶口掛在我家合適，而且現在都是獨生子女，跟誰姓也應該‘平等’。”

余蘋也道出了父母想法背后的原因：說起當初結婚，余蘋家條件較好，婚車是女方準備的，婚房、喜酒女方也出力多些。“父母覺得身邊有不少人‘兩頭婚’，就催著我生二胎，懷孕了但孩子跟誰姓遲遲沒談攏，沒想到生出來后有這么多的麻煩。”

“還有一個原因是，蕭山這邊祖輩墓碑后面刻后代名字須是同姓才有資格，我父母也有這方面的考慮，他們也想有個跟他們姓的后代。”余蘋說。

話鋒一轉，“但我老公在蕭山農村也有宅基地，感覺跟我家姓他會很沒面子。”余蘋說，現在兩邊鬧得很僵，等到老二要上學了，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余女士說：“其實我跟老公關系都很好，就是這個問題僵持不下。”

杭州市余杭區婚姻登記處婚姻情感咨詢師林寧光說，不排除孩子兩個姓之后，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對各自姓氏小孩的偏愛，甚至將己方財產直接讓本姓氏的小孩繼承，進而帶來一些矛盾糾紛等。

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檢索，2014年浙江省海寧市人民法院曾就一起“兩頭婚”離婚糾紛做出過判決，從該起案件中，我們可以一窺“兩頭婚”所面臨的法律難題。

小麗與小明(均系化名)經人介紹相識后登記結婚，登記后雙方按本地“兩頭婚”習俗舉行婚禮，婚后輪流到雙方父母家居住，并生育一子。由于小麗與小明性格不合，婚后經常為住哪一邊發生爭執，雙方均認為夫妻感情已經破裂。2014年4月經親戚調解，雙方已就離婚事宜達成一致，但對子女撫養、財產分割等事項意見相左。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秦鵬博認為，在小麗與小明的離婚糾紛中，雙方在協商中最大的分歧源于子女撫養、財產分割等事項，這也是“兩頭婚”中面臨的核心問題。例如父母可以只撫養隨自己姓的孩子而拒絕撫養另一個孩子嗎?隨姓的小孩可以只贍養單方的爺爺奶奶嗎?沒有隨姓的子女可以繼承父母、祖父母的遺產嗎?婚后夫妻財產歸各自所有需要哪些法律條件?

北京盈科(金華)律師事務所律師嚴亮奇也表示，“兩頭婚”，法律不禁止就可行，法律不禁止就給“兩頭婚”創造了條件。“但風俗不能排除法律，要防止守了風俗，卻違了法。”嚴亮奇表示，例如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篇中對于子女撫養做了詳細規定， 撫養的義務不因小孩跟隨哪一方的姓氏而改變。

浙江弘源律師事務所律師姚璐佳認為，如果因為離異而需要給孩子改名，現行政策下需要孩子父母雙方在場，改名也會存在困難。此外，如果存在家庭財產混同的情況，在離婚時處理財產分割要區分出哪些屬于父母的財產，此時負有舉證責任的一方在取證時會有一定的難度。

“兩頭婚”會是未來主流嗎?

趙春蘭說，“兩頭婚”不幸福的案例有不少，但現實情況是，“兩頭婚”被越來越多實踐，大家對于這種婚姻的接受度也在不斷提高，人們在借鑒失敗案例和不斷磨合中尋找平衡。

那些幸福的“兩頭婚”家庭有一個共性：即“父輩的妥協”——子代需要有自己的生活主張，父輩也需要更加開明，雙方家庭的默契度隨著協商與磨合提升，矛盾就會慢慢減少。尤其是雙獨家庭，“兩頭婚”讓“老一代可以緩解養老壓力，年輕一代可以緩解育兒壓力”。

杭州市上城區公益紅娘樓建忠認為，“兩頭婚”將會越來越多，現在的相親市場里，女性不弱于男性甚至強于男性的經濟基礎，為踐行“兩頭婚”提供了條件。例如城鄉接合部，拆遷后一分就是三四套房，女方有婚房，而男方暫時沒有婚房很普遍。另外，“兩頭婚”能帶動一批單身男女更有意愿走進婚姻殿堂。

“‘兩頭婚’體現父母一輩以及新一代年輕人思想更開明，前幾天我還走訪一家‘兩家拼拼’的婚姻，男方父母主動到女方父母家吃飯，他們說‘兩頭婚’只是形式上變化，實質和傳統婚姻沒有多大差別。我認為‘兩家拼拼’是一個趨勢。”樓建忠說。

不過多數專家對此持保留態度。“中國幅員遼闊，地域文化差異較大，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會接受這種形式，‘兩頭婚’還是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趙春蘭說。

有評論指出，“兩頭婚”并不是一種出于男女平等觀念的主動選擇，而是計劃生育政策下的副產品，它具有極大的暫時性和不穩定性，“這種仍舊建立在傳統父權制上的公平，是搖搖欲墜的”。

此前，有一項2032名網友參與的投票調查顯示，47.5%的受訪者認為孩子應該隨父親姓，54.7%的受訪者能接受孩子隨母親姓，23.2%的受訪者則表示不能接受“兩頭婚。

記者采訪一些在杭州打拼落戶的年輕人，詢問他們是否愿意實行“兩頭婚”，有些人明確表示不愿意，年輕人小張說：“在孩子入學簽名時，當我寫的小孩姓名是其他姓時，別人會考慮孩子是不是我親生的、覺得我是不是上門女婿……所以，我不同意‘兩頭婚’。”

有外界認為，“兩頭婚”既然有不少問題和沖突，夫妻間的感情會好嗎?

林寧光認為，幸福的婚姻，夫妻雙方必須得正確認識什么是“愛”，那就是“我愿意為你”而不是“你要為我”，所以當人們把婚姻當成一種交易，通常這種幸福也是難以持久的。

一些受訪的“兩頭婚”家庭認為，傳統“嫁娶婚”也有不幸福的，不能因極個別不幸福的“兩頭婚”案例否定了所有的“兩頭婚”，“兩頭婚”其實比想象中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