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書業夫婦與顧頡剛(中)資料圖片 童書業(1908—1968)，20世紀著名歷史學家，曾師從顧頡剛。專于先秦史、古代社會經濟史等研究。

【讀書者說】

首先感謝商務印書館在父親童書業先生110周年誕辰之年出版《童書業雜著輯存》。

因身體關系，近年已擱筆，但幾十年對《光明日報》的感佩促使我再握拙筆。1978年復刊后的《光明日報》給我信，問我有無可供《光明日報》發表的童先生遺文。我在寄文的同時附了一信，說明父親寫文時不翻書，但發表前一定要逐條核對引文。我目前處境無法去圖書館復核，請《光明日報》復核后再發表。萬萬沒想到的是《光明日報》向上匯報了我的情況且給我一公函，要我到浙江省委宣傳部面談，令我機緣巧合地于1979年初調入浙江大學，從此我有了整理父親遺著的可能。《光明日報》以學術為公器，孜孜以求保存學術遺存的精神，至今令我感佩不已！

父親的嚴謹影響我一生

我對父親本人和他的學術，有個從懵懂到清晰，由潛移默化到理性認識的過程。1949年以前，由于時局的混亂，我們家離多聚少，但過年團聚時以當時的習俗，子女是要向父母叩頭的，父親總是說：免了免了。這影響我此后終身對人、對事總不肯屈膝。1949年(我9歲)至父親含冤而逝，我從未離開父親，我看到的父親是把家內家外的雜務全交給母親，他不修邊幅，飲食偏怪，終日伏案寫作卻又不見他翻書，幾日寫完一篇卻在書桌上堆一大堆書，不久書又回歸書架;每次上課前一晚會對著座鐘搖頭晃腦地唱吟。慢慢地知道他記憶力超常，寫文時信手寫出，但送文發表前一定要校對引文原文。而他的吟唱，是在背誦第二天上課的內容，這便是常被學生傳神的：童先生上、下課的時間比校工的鈴聲還準。這嚴謹之性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的一生。

記憶中父親離開書桌和我相處只有兩件事：一是帶我看戲。父親喜歡看戲，喜歡的是京劇武打戲，我陪他看過一次，那震撼心魄的鑼鼓聲及在緊鑼密鼓聲中令人暈眩的跟斗和目不暇接的刀光劍影，我實在受不了，堅決拒絕再陪他看戲。他卻有一次要我帶他看剛譯制的蘇聯電影《彼得大帝》，看完對我大為“欽佩”，認為我看得懂這么多不報姓名人物的復雜行為真了不起。當然，此后他也再不看電影了。另一件事是父親喜歡下館子吃飯，我和他都喜歡西餐，這點上我們父女完全一致，只是母親喜歡粵菜。但1958年后這兩件事都停止了。我曾天真地以為，山大遷濟南，濟南的環境和青島完全不同，導致如此。直到1998年應《往事與沉思》叢書之約寫父親傳記，從搜集資料、走訪故舊和知情者后才知全然不是這么回事。父親此時超常地沉入學術創作，是想以此轉移精神上的困惑和痛苦。讀者欲想了解父親這一時期的心路歷程，請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的《童書業傳》。

父親對我表面上是不聞不問的，但當母親見我沉溺于小說而擔心我的學業時，他僅說了一句：“她會讀好書的”，且從不干預我看什么書，初二時我就看他書房中的《金瓶梅》，他也不說什么。我喜歡理科，高考體檢只允許考文科，我求父母讓我養好病再考理科，父母應允了，結果一養三年仍只能考文科，父親只說了一句：“跟我學歷史吧”。考入山大歷史系，他在家給我講《左傳》，講先秦史，在家跟他的研究生一起聽講，但從不允許我在大學時發表文章，我也淡然處之。父親愛我嗎?抗美援朝時，有次我心臟病發作，他不顧政治風險請街對面的朝鮮白僑醫生到家給我看病，同意天真的我養病三年，細致嚴格地培養我科研能力，“文革”中欲犧牲自己代我起草批判他的大字報。人生閱歷越深，對父親深沉、含蓄的愛也理解得越深。

父親的考據思路細致求真

“文革”結束，我對平反、追悼會之類都淡然視之，父親一生唯學問，我對他報恩、盡孝，唯一應做的就是將他的學術清白地留在學術史上，我的底線就是“清白”二字。當出現某些令我的倫理觀無法接受的事件后，我決心搜集、整理、出版一手落成，雖很艱辛，但在浙江圖書館古籍部、出版社的支持下，終于用將近30年時間出版了父親各種論著，并于2008年集結成《童書業著作集》。

我是將父親學術分為七個領域：古史古籍考辨、古代地理研究、先秦思想史研究、歷史理論研究、古代經濟史研究、中國美術史研究、心理學與精神病學研究和一個文學與美學小項進行整理的。

整理出版完成之后考慮的是如何保存父親遺物，寄望于鄉梓之情，冒昧地向天一閣提出了請求，天一閣熱情接受并設了童書業專柜。在編制父親遺物清單時，發現以前認為重復的、有缺頁的、或已提煉成論文的手稿皆未收入《童書業著作集》，其實它們是有自己的特色的。此時呂太先生的再傳弟子，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張耕華先生寄來我沒搜尋到的數篇父親在1949年以前發表的論文;顧太先生之女，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顧潮先生寄來父親給顧太先生的21封信的復印件，于是我將這些組合成一部內容駁雜的書，向商務印書館請教能否出版?朱絳先生熱情接收并將其命名為《童書業雜著輯存》。這書名非常貼切，讀者若翻看目錄就會發現它涵蓋了七個領域和一個小項的全部項目。

父親在指導我研習先秦史時曾教導我：考據是研究歷史的低級階段，理論是研究歷史的高級階段，考證出真實史料后，在正確理論指導下才能揭出歷史的真相。

《童書業雜著輯存》中有父親給顧太先生21封信。這些信是我讀書時父親給我講《左傳》時若有發現每每寫信稟告太先生的。從這些信中可看出：父親從《左傳》中的預言起意，從史料中考證出預言所示幾近亡佚之史實，同時考出書之著作時代，繼而從書中某些此著作時代不可能有的現象考出后人竄入之某些偽言，亦可從這些偽言所反映的社會現象考出此類偽言竄入的時代，從而對書本身、書中的記載及未明顯記載的史實作了清理。只此一斑，可窺全豹，父親的考據思路皆如此細至求真。說到求真，父親曾教導我，對任何歷史事實，一定要搜集盡可能全的正面和反面材料，然后找出駁倒反面材料的證據，若駁不倒反面證據，則對此歷史事實只能做假設而不能下結論。所以父親對《左傳》的作者和著作時代作了那么持久的研究，他在《春秋左傳研究》一書中仍將其放入附錄中。

父親是怎樣研究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呢?已故上海社科院歷史所所長方詩銘先生曾對我說：“你父用考據的方法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這點在新中國成立初由父親掀起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爭論中既已表現得淋漓盡致。在論爭中，他把馬克思、恩格斯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全部著作按寫作時間順序排列出來，列出他們對亞細亞生產方式論述的變化，再從馬克思、恩格斯對古代東方認識的深化進程說明他們說法變化。從而論證他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定義。

父親對自己理論研究的結論是非常慎重的，在他開的手工業商業發展史課程的講義、講稿的自我表述中表現得最明顯。對手工業商業發展史講義，即后來以專著出版的《中國手工業商業發展史》，他說：“因史料占有尚感不足，故對理論不敢多作分析”，又說：“其理論分析多見講課之講稿中，以此代表個人見解，錯誤由個人負責也。”《童書業雜稿輯存》將1955年和1958年兩份講稿皆收入。其中有對從戰國秦漢起至清代，所謂“中國資本主義因素”的分析，他指出了各朝代手工業、商業中某些現象是不是資本主義生產因素?如是，它在當時社會生產中占何種地位?這種地位能否決定中國已經產生資本主義萌芽?如不是，這些貌似資本主義萌芽的現象，為什么并非資本主義萌芽。父親不僅從中國社會整體來分析中國手工業商業和城市的發展，而且還將它們與古代東方社會乃至西方社會相比較。所有的分析和比較都是以馬克思、恩格斯的相關著作為理論基礎的。

父親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成果

父親15歲開始閱畫帖、畫書，18歲師從繆谷瑛先生學畫，19歲師從繪畫大師王修(云藍)先生學畫，并由王太先生介紹師從胡佩衡先生函授習畫，由是畫技、畫學大進。此時他由若干名儒入室傳授傳統經典多時，史學根底亦日趨深厚，兩相結合，竟于19歲末以丕繩之名在王太先生主辦的《鼎臠》周刊上發表論畫的短文。此后父親始終在傳統學養中習畫、研究畫學，終于于1936年在北京《考古學社社刊》發表震動畫界的《中國山水畫南北分宗說辨偽》，在考據基礎上一舉推翻明朝以來畫界公認的山水畫南北宗說，而且稍后還創了中國山水畫南北派說。繪畫史一直是父親研究的重點，他也成為以考據方法研究繪畫史流派中的重要學者。在《童書業雜著輯存》中也列入若干篇繪畫史論文，特別想向讀者推薦《畫經》，這是1943—1944年間，父親在常州橫林和卞達人等合作，連載于上海《家庭》雜志的教人畫山水畫之文。由父親立意，卞先生撰文，分趣味、氣韻、筆墨、樹木、山石、點染六章，父親和后期參與的承名世先生一起手繪140余幅插圖，詳細教人畫山水畫，這篇長文和與之相配的手繪插圖至今仍可供研究中國傳統山水畫技法及有興趣學習中國畫的讀者參考。

父親于1946年開始研究精神病學并參與對患者的治療，一直堅持至1966年12月底完成《精神病診斷術》一書。他在書中將神經衰弱癥、歇斯底里癥、強迫癥、精神衰弱癥、精神分裂癥、偏執性精神癥、狂躁癥、憂郁癥等八種輕型精神病的癥狀進行分析，比較其異同并指出治療方法。此時“文化大革命”已達高峰，父親在被批斗中仍執著地寫著此書。常有人評說父親以學術為生命，我卻感到父親是以生命殉學術。

《童書業雜著輯存》收入《精神病診斷術》一文，希望它對精神科醫生及輕型精神病患者的治療皆有所助益。

誠如我開始所說，《童書業雜著輯存》從形式上看是雜駁的，從內容上看卻是涵蓋父親各領域的學術研究，不少篇幅還相當深刻地反映了父親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成果。希望見到此書的學人和對父親某些領域感興趣的讀者能各取所需地找到自己的閱讀點。(作者：童教英，系浙江大學教授、童書業先生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