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開始實施。第九條只有7個字：繼承權男女平等。同一年，福建泉州一家工廠開動來自臺灣的機器，生產出第一片雪白的衛生巾。工人們放鞭炮慶祝，紅色的碎屑落在紅泥路上。

此后數年間，機器一天的生產量，企業的銷售員要一個月才賣得完。在當時的中國，絕大多數經期婦女還習慣使用月經帶、布料、草紙等。

2020年的某一天，一個漂亮姑娘把6杯粉紅色液體倒在一片衛生巾上，再用剪刀剪開，驗證吸水后的厚度，然后對著鏡頭說：“真有你的!”這條微博視頻有12.1萬次觀看。

這是一個早就無人見怪的場景。電視廣告、電商平臺、超市貨架都在傳達一個信息：衛生巾有很多品種可以選。

“我國衛生巾真的貴嗎?”知乎網站的問答下，有3000多名網友分享買衛生巾的經歷。這些聲音淹沒在“種草”“安利”頂級產品的吆喝聲中，就連許多衛生巾行業從業者都沒有注意過。

“那個東西很貴”

許敏不知道母親賣了多少玉米和蔬菜、多少次和人開口借了錢，才保證小女兒初中3年有衛生巾用。

1999年的一天，剛上初中的許敏和同村一位學姐躲進學校廁所隔間，用只有兩人能聽見的音量交流。學姐拿著一片白色、沒有護翼的衛生巾，指了指背面說：“貼到內褲上。”這是許敏使用的第一片衛生巾。

如今她34歲，在中國市場占有量最大的衛生巾生產企業擔任車間組長。這家企業所有品牌的衛生巾，每年銷售額約80億元人民幣。

許敏已經不記得，第一次用的那白色的一小片是什么品牌、什么包裝。但她清楚記得價格，5元錢13片。許敏的父親和姐姐常年在外打工，母親在家干農活照顧她和弟弟，生活費用靠幾畝莊稼的收成。在當時，5元對這個貴州農村家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好用嗎?”母親問女兒。

“老師讓用的當然好用。”體育課間隙，女老師會叮囑女同學，發現身體“不干凈”，要使用衛生巾，并及時更換。有時許敏舍不得，也用草紙。

母親接下來說的話讓許敏很驚訝，“幫我買一包吧”。

她回憶，經期的母親似乎用布，但那塊布從未出現過，不知道被藏在哪個角落。她理解這種心理，出于羞澀，自己也把內衣內褲藏在外衣下晾曬。

她到小賣部買衛生巾，看不懂品牌，分不清包裝上的“日用”和“夜用”。她的眼神只在數量和標價上游走。

女兒為母親買回了第一包衛生巾。“4小時要更換一次”“要貼在內褲上。”許敏復述老師的話。

后來有天晚上，她正值經期，坐在板凳上寫作業，忍不住對母親抱怨：“好麻煩，到處都是血。”母親安慰她：“這是每個女人都要經歷的。”

在當代大部分衛生巾廣告中，作為模特的少女總是行動自如、笑逐顏開，宣傳使用某產品會“舒服自在”。早在1930年，上海《婦女雜志》也以解放婦女、舒服自由為廣告推薦一款用紗布和棉花制作的進口衛生巾：一面無吸水性，不至于外泄，一面吸水性極大，“何等的適意嚇”。

一名為多家衛生巾企業做品牌策劃的業內人說，年長的女性對于衛生巾品牌的忠誠度高，不會輕易更換品牌，因此，大多數衛生巾廣告會選擇年輕的代言人，吸引少女購買。2015年新廣告法實施前，一些男明星也以“大姨父”“好朋友”的形象出現在衛生巾廣告里。

當許敏再次和母親要錢買衛生巾時，母親說出了難處，“那個東西很貴”。為了能讓小女兒用上衛生巾，母親出門去和鄰居借錢。有時候，許敏也會問母親，“用完了沒有”，答案幾乎都是還沒用完。

許多人在互聯網中寫下自己的經歷：有女孩拿到衛生巾也不會用，只會用布條;病重的中年女性想省點錢買散裝衛生巾。也有網友說，工作后最開心的，是實現衛生巾自由，想用最好的衛生巾，不想再委屈自己。

初中畢業后，許敏離開貴州老家，到福建打工。她的雙手在罐頭廠洗過鮑魚，在鞋廠刷過鞋底的膠水。成為母親后，她到了衛生巾企業。

最初在生產車間，她是流水線的產品包裝員，每一包衛生巾只在她手里停留3秒鐘。她坐在塑料椅上，每天工作11個小時，重復同一個動作：雙手捏住包裝袋的兩側，右腳踩一下踏板，機器將衛生巾包裝封口。長期的勞作使她右手中指有些變形。

她將完成封口的衛生巾放回傳送帶。這些外包裝印著卡通形象的衛生巾會進入紙箱，通過貨車送往全國各地的超市和小賣部，包括她的貴州老家。她自己也用，過年回家，她還把衛生巾送給親戚朋友。

11年前的一天，許敏打電話告訴母親，自己有了一份新工作。母親說：“那是不是有用不完的衛生巾!”

老板們都想做高端產品

那看上去像一團團棉花，雪白輕盈地飄在傳送帶上。只有六分之一頭發粗的纖維層層疊疊地交織在一起，成為衛生巾最貼近皮膚的表層。

早期衛生巾生產工藝傳入中國時，綿柔質感的無紡布能保證衛生巾表面干爽透水，是工廠采購材料的首選。直到最近幾年，棉花、蠶絲、竹纖維等材料制作的表層才進入市場。

“做面膜的蠶絲都用上了。”經營一家衛生巾代加工企業的林佳感慨，為了讓女性有更好的使用體驗，制作衛生巾親膚層的材料越來越昂貴。

林佳1980年出生，她使用衛生巾的最初體驗是：屁股疼。此外她還能說出一大串，包括太厚、悶熱、背膠粘不牢、用久了會褶皺等，這些都和早期衛生巾的生產工藝有關。

林佳的母親一直使用月經帶，在女兒初潮時，她摸索著教女兒：在內褲上貼上衛生巾，再在衛生巾上墊幾層紙。有一天林佳自己悟了，母親是為了節省。

社交媒體中，網友分享著與母親有關的衛生巾故事：內褲太舊，松松垮垮，衛生巾貼上去不管用;使用母親收藏多年、背膠硬化的衛生巾，自己再貼點雙面膠固定。

林佳工作后，改用進口品牌，因為廣告寫著“不側漏”，她可以不用再用力搓洗掉內褲上的血跡。

新一代女性的需求推動了衛生巾生產技術的進步。最明顯的變化是，衛生巾開始加上兩片護翼，可以翻折到內褲外側固定，防止經血漏出。

林佳繼承父親的事業后，長期為國外品牌代加工衛生巾。林佳和外籍客戶吃飯時，把最新款產品都擺上桌來介紹，有一次餐館女服務員看到滿桌子衛生巾，嚇了一跳。

她回憶，最近幾年，經營衛生巾企業的老板們每次聚在一起，討論的是消費升級，做出高端產品，包括研究更高級的表層材料。

“你把它想象成一個三明治”，林健熟練地撕開一片衛生巾的邊緣，最貼近皮膚的表層和貼有背膠的隔離層是三明治的兩片面包，中間夾著的吸水層承擔了衛生巾的主要功能。

這位生產班長把那片衛生巾立起來，抖了抖，像細鹽一樣雪白細膩的高分子吸水樹脂掉落在他的手掌上。它們吸水后會變成有彈性的透明小球。

入行12年的林健，生產過至少十幾億片衛生巾。他所操作的機器有15米長，每分鐘生產780片275毫米長度的衛生巾。他工作最大的成就感來源是，去超市時，拿起一包衛生巾，防偽碼會顯露這包衛生巾是經他手生產。

林健回憶，過去由人工檢測污點、護翼折損、表層花紋偏移等問題。眼下，影像儀器自動檢測后，會將次等品挑出，扔進次品框里。

人工包裝的工作也逐漸被機器代替。在線稱重裝置能精準數出10片衛生巾，裝入包裝袋里封口，機械抓手一次抓取8包衛生巾放入紙箱，3次抓取后，紙箱會被封上膠帶，經傳送帶運走。這些工作以往由一條產線兩側坐著的約20個女工完成。

這和1985年許自淡生產第一片衛生巾的場景不同。紅泥地上的鞭炮聲響起后，他參與生產最大的期望是，降低廢品率。

35年后，在辦公室里，這位恒安集團女性健康產業發展部總裁興奮地拿起筆，在白板上畫出1985年那片衛生巾的橫截面，“無紡布、兩層衛生紙、木漿、衛生紙、隔離薄膜”，有6層。那時候，高分子吸水樹脂還沒有進入國內衛生巾生產工藝中。

假貨為何暢銷

從外包裝看，這包衛生巾和官方渠道售賣的“佳期”衛生巾沒有任何差異：20年不變的設計曾被消費者批評“老齡化”“老土”，包裝上印著生產日期和“合格”字樣。它被裝進一個寫著“多順暢衛生床墊”的紙箱里，送到云南省某批發市場，等待小賣部老板進貨時，以低于零售價10%的價格賣出。

它是假貨，來自一個僅有一臺生產機器的小作坊。在那里，一摞摞仿造“佳期”品牌的包裝紙塞在麻布袋里，墻面污濁，地面散落垃圾、廢料。當警察和企業的工作人員趕到，造假團伙已經逃走，留下一地包裝紙和等待售出的成品。

在中國一些偏遠地區，佳期衛生巾吸引中低收入人群。市場經理繆一豪回憶，這一類制假售假事件，他們平均每年要處理3次。

此外，仿冒其他品牌的侵權產品也讓他們感到頭疼。字母近似“ABC”品牌的“ADE”、名字類似“七度空間”的“八度空間”等，會在購買力并不高的地區和“佳期”爭奪市場，價格只有競爭對手的一半。

這部分市場大多集中在城鄉接合部、山區或少數民族聚居地。繆一豪認為，這些購買仿冒、侵權商品的女性不會輕易地改變消費習慣，不會去購買價格偏高的品牌產品，因為她們“哪家便宜就用哪家，可以不用就不用”。

這些需要低價衛生巾的女性，處于長期“失語”的狀態。林佳發現其中有一道難解的題：企業都更愿意拼高端，不愿意生產平價衛生巾，然而一部分女性消費能力有限，無法承擔品牌衛生巾的費用。

在全世界范圍內，月經貧困普遍存在。在非洲，有些貧窮女性不得不出賣身體，換回購買衛生巾的錢。在英國，每年有13.7萬女孩因買不起衛生用品輟學。

在生產第一片衛生巾前，18歲的許自淡不知道衛生巾是什么，只知道這份工作是往機器上掛材料，每天能賺2.5元。老板教他，女人來例假的時候，用衛生巾比較方便干凈，不用洗月經帶。

同學聚會上，有人說錯了衛生巾和餐巾紙，他學著老板的話跟對方解釋。有同學取笑他，“大男人怎么想去做那個”，他說這是我的職業。

他極少有害羞的時候。在車間干活，額頭冒汗，他把制作衛生巾的無紡布塞在帽子下吸汗。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他到江西銷售衛生巾。小賣部的年輕姑娘一聽“衛生巾”，不應答。年長的老板娘問“小伙子你為什么來賣這個”，他答，“個人職業，我已經做了10年了”。

因為與性征、生育、隱私處密切相關，這種女性特有的生理現象有很多遮掩的名字。中國人的暗語是“倒霉了” “來事兒了”，荷蘭人愛說“紅色的法拉利來了”。西班牙人說，“西紅柿掉了”。法國女人則說，“英國登陸了”。

它似乎不是一個能公開討論的話題，在兩性之間有著更深的隔閡。當年在教室里，許敏可以大聲說出“來親戚了”，因為男同學聽不懂。貴州老家農村的老人，偶爾會提醒少女，別人家辦喜事，女孩子身體不干凈，不能去別人家的客廳。

2002年，已過六旬的奶奶聽說朱麗敏要制作衛生巾，問她，“那東西怎么吸收?為什么不會漏?”親戚問朱麗敏的職業，她回“生活用品”，遇到追問時，她憋著不敢說出“衛生巾”三個字。如今，她當上了車間組長。

時代不同了。林佳的兒子上小學五年級時，把母親企業生產的衛生巾送給女同學，還計劃幫老媽把廣告貼在高鐵座位的背面。

許自淡開車接送女性客戶時，對方主動索要衛生巾，他能馬上掏出一片產品請對方試用。他曾把清涼型衛生巾送給女兒的同學，小姑娘第二天說：“叔叔你坑我，半夜我冷醒了。”

關于女性經期受激素水平影響情緒波動的知識在公眾中普及。許敏大嗓門，愛嘮叨，老公抱怨：“你大姨媽來了嗎，口氣那么沖!”正在經歷青春期的女兒跟著大笑。一些男士會在公開場合調侃，自己來了“大姨父”，心情不好。

然而，提及少女時代的往事，許敏卻希望不要透露真實姓名，仿佛那是一段不可言說的秘密。

她清楚自己的職業“天花板”

在恒安，許自淡曾研發一款有中凸設計的衛生巾，凸起的部分能更貼合女性私處的構造。為此，他專門咨詢婦科醫生，了解女性私處的特點，把一片衛生巾中凸部分的長度、寬度、厚度逐項確定，再把試用品分發給女同事，請她們分享體驗。

“中國女人的屁股越來越刁。”最明顯的變化是，同樣粗糙的材料，早期女性選擇忍受，而如今會投訴。

供需關系變換推動了產品提升。許自淡回憶，上世紀90年代初期，衛生巾需求上漲以后，許多超市、小賣部的老板開車來工廠門口排隊，每次至少拉兩車以上的衛生巾。到了1998年，國內陸續成立更多衛生巾工廠，產量提高，他的衛生巾不得不開始促銷。

外資企業的進駐也沖擊了國內衛生巾品牌的發展。同樣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外資企業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設備，與國產衛生巾品牌爭奪一二線城市的超市貨架位置。

恒安集團衛生巾品類總監金蓓蓓介紹，如今，一二線城市購買國外品牌的女性更多，而國內品牌在三四線城市市場占有率更高。雙方的優勢在于，跨國品牌擅長營銷宣傳，側重講述品牌故事，而國內品牌線下的銷售渠道覆蓋面積更廣，產品布局兼顧中高端市場和消費力有限的人群。

比如，曾經定位中高端市場的“安爾樂”，眼下更為中年婦女、95后的小鎮青年青睞。

近20年來，中國衛生巾市場擴大，產能逐年提高，但衛生巾單片價格每年上漲。佳期市場經理繆一豪明顯感覺，由于線上渠道搶走一部分線下市場，一些實體店鋪為了生存，對供應商的收費越來越高，抬高了衛生巾的價格。

另一個因素是廣告。與同樣在上世紀90年代創立的其他國內品牌相比，佳期衛生巾沒有及時在細分領域中找到位置，價格漲速慢，目標消費者逐漸遷移至中低收入群體。相比而言，其他一線品牌對產品創新投入大量廣告，打開知名度，價格也相應提高。

福建省衛生用品商會執行秘書長郭惠斌介紹，2006年，福建省泉州市的衛生巾企業數量達到峰值，接近400家。還有不少企業負責研發制作衛生巾的機械和材料。此后經過多次“洗牌”，生產低品質衛生巾的企業被淘汰出局。

而活下來的中小企業，找到的出路是依賴外貿，為微商、電商、直播的商家提供代加工服務，追求差異化產品。

潘儒愿從父親手里接過一家衛生巾生產企業。父親留給他的經驗是，做創新型產品，服務高端人群。近5年，他的企業接到內褲被衛生巾背膠撕破的投訴變多，詢問后發現，越來越多女性不再穿棉質內褲，而選用真絲內褲等。他不得不重新調整衛生巾的背膠的寬度以及膠力，保證粘得穩，又不會撕破新材質的內褲。

一個衛生巾生產企業的銷售人員介紹，他們每年生產約1億片衛生巾，約七成生產力是為100多個微商提供代加工服務。商家可以根據目標消費者的定位，用不同質地的材料和包裝，私人定制最合適的衛生巾。光是衛生巾中間那條抗菌芯片，就有負離子芯片、甲殼素芯片、暖宮芯片、中藥復合芯片等各種名頭。

朱麗敏是泉州市晉江市安海鎮人，去恒安上班只需要騎15分鐘摩托車。她總不愿意休年假，希望能為兩個兒子各攢一套房。許敏的老公是電焊工，夫妻倆把一對兒女從貴州帶來福建上學。

這兩個女人如今都是車間組長。朱麗敏清晰地知道她的職業天花板，“我初中畢業就只能到這了，沒法往上。”她指的往上，是坐在辦公室里做管理工作。

貼在工廠外的招聘簡章上，清楚地標明了自動化生產線的員工需求：設備技術員要求男性，中專以上學歷，負責自動化產線操作維護和簡單維修;產品包裝員要求女性，學歷不限，負責產品包裝。只有設備技術員列明了明確的晉升機制。

在這個滿足女性剛需的產業里，男性參與了多個環節。恒安集團上世紀80年代的衛生巾銷售員都是男性。福建省衛生用品商會的會刊里，大多數介紹企業發展的文章旁，配有男性領導的照片。一家代加工企業的生產車間里，一位兩鬢花白的男士，把眼睛貼近一片衛生巾檢查產品質量。

在供大于求的行業背景下，仍有隱秘的角落。

2020年9月，云南昭通市一所山區小學附近的小賣部里，老板娘向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愛小丫基金秘書長張茹瑋介紹，賣得最好的一款衛生巾售價5元，有30片。張茹瑋撕開外包裝，每片衛生巾沒有獨立包裝，背后的離型紙印著不同品牌的商標。

張茹瑋記得重慶山區一個生長在單親家庭的小女孩。母親出走了，父親帶她長大，她不好意思開口索要十幾元買衛生巾。

在云南昭通，幾個女孩面對愛小丫基金的工作人員的鏡頭，笑著說出她們的難處，“我沒有穿小內褲，穿起來我不習慣”“沒有人告訴我穿內褲的好處”。

一個網友評論，“真正的文明應該是，社會對底端及無法跟上時代腳步一類人的寬容”。

(應受訪者要求，許敏，林佳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