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滬深兩市上市銀行業績回暖兆頭愈加明顯的形勢下，A股門外候場的擬上市銀行又交出一份怎樣的2019年成績單?據證監會披露的最新數據，共有17家銀行排隊候場。整體來看，多家銀行在2019年盈利能力表現不錯，不良率普遍下降。不過，受經營風格不同的影響，各家銀行表現各異。而疫情影響下，如何保持業績平穩增長和資產質量穩定成為各排隊銀行的新難題。

藥都農商行凈利負增長

A股排隊銀行的經營業績備受關注。據證監會披露的數據，截至5月8日，湖州銀行、上海農商行2家銀行處于已反饋階段，重慶銀行、廈門銀行、齊魯銀行、廈門農商行、廣州農商行等多家銀行進入“預先披露更新”名單，距離上市僅有一步之遙。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排隊銀行均是區域性中小銀行，農商行占絕大多數，達到11家。

除了江蘇大豐農商行(以下簡稱“大豐農商行”)在大豐日報披露2019年年報外，其他銀行都在官網或者中國貨幣網上公布了2019年業績數據。由于大豐農商行、湖州銀行和廣東南海農商行(以下簡稱“南海農商行”)2019年年報中只公布了凈利潤數據，因此將3家銀行的凈利潤數據與其他銀行的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進行粗略對比。

從凈利潤規模來看，上海農商行以88.46億元的歸母凈利潤規模拔得頭籌。廣州農商行緊隨其后，去年實現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75.2億元。重慶銀行、廣東順德農商行和南海農商行排名三、四、五位，凈利潤規模分別為42.07億元、37.58億元和32.28億元。湖州銀行、江蘇海安農商行、亳州藥都農商行(以下簡稱“藥都農商行”)、大豐農商行和安徽馬鞍山農商行5家銀行的凈利潤均在10億元以下，大豐農商行凈利潤墊底，僅有5.09億元。

差異明顯的還包括各家銀行的凈利潤增速。在排隊銀行中，有11家銀行凈利潤保持兩位數增長，湖州銀行的凈利潤增速最高，達到54.9%;安徽馬鞍山農商行也處于較高水平，凈利潤同比增長36.11%;藥都農商行則由正增長轉入負增長，去年凈利潤同比下降34.1%，2018年這一增速還超過20%。

對于凈利潤同比下降，藥都農商行相關負責人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主要包括多方面原因：該行主動下調小微企業貸款利率;隨著利率市場化進程加快、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政策的落實，該行貸款利率進一步走低，息差變窄，降低了利息收入;在降杠桿、金融政策及經濟新常態等多種因素的疊加下資本市場信用風險爆發，該行投資出現虧損;新金融會計準則的出臺，該行對損失減值模型按照新準則要求進行了調整，同時出于審慎經營考慮，加大了對金融資產和信貸資產的減值計提。

五銀行中間業務收入虧損

從收入結構來看，利息凈收入仍是銀行的主要收入來源，多家排隊銀行的利息凈收入占比超過八成。在監管引導企業貸款利率下行和息差普遍收窄的情況下，銀行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提升中間業務收入上。不過，在資管新規下，理財業務收入下降以及競爭加劇等因素影響下，多家擬上市銀行相關業務出現負增長甚至虧損。

北京商報記者注意到，湖州銀行、廈門農商行、大豐農商行、安徽馬鞍山農商行和藥都農商行5家銀行去年的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規模出現虧損，個別銀行更是連年虧損。例如，湖州銀行去年的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虧損1.52億元，相較2018年9998萬元的虧損幅度進一步擴大。廈門農商行也存在類似情況，去年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虧損超過1億元。藥都農商行則是由盈轉虧，去年這一收入虧損909.98萬元。

相較于虧損，A股排隊候審銀行中，中間業務收入規模縮水的情形更為常見。例如，重慶銀行2019年實現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12.58億元，同比下降6.3%，主要是由于財務顧問和咨詢服務手續費、托管業務手續費出現下降所致。受電子銀行業務下降幅度較大影響，上海農商行去年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同比減少14.77%。

對于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虧損的原因，藥都農商行相關負責人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歸因于三點，其一是該行主動減免銀行卡、結算業務、短信提醒等46項業務相關手續費;其二是按照資管新規要求，該行主動壓降傳統理財業務規模，中間業務收入縮減;其三是隨著新款結算產品的推出，結算手續費支出呈上升趨勢。

北京商報記者也嘗試采訪上述多家銀行，但截至發稿未收到回應。

一位不愿具名的銀行業資深分析人士指出，部分銀行中間業務收入虧損可能與業務調整、代客理財業務出現不良、老產品仍然處于剛性兌付等因素有關。未來銀行要逐步轉型，加大中間業務產品創新，穩步提升中間業務收入。

嚴防不良率“反彈”

盡管盈利能力差異明顯，但在加大核銷的處置力度下，擬上市銀行去年的不良率普遍下降。不過，在今年疫情的沖擊下，銀行業整體的不良貸款率又出現抬頭跡象，如何保持資產質量穩定成為各家銀行亟待解決的問題。

北京商報記者統計發現，廈門銀行、齊魯銀行、湖州銀行、上海農商行、東莞銀行等10余家銀行不良率出現下降，下降幅度在0.01-0.26個百分點之間。其中，廣東順德農商行下降幅度最大，該行2019年末不良率為1%，較上年末下降了0.26個百分點;大豐農商行和上海農商行的不良率降幅也超過0.2個百分點。上述銀行業人士指出，2019年整體的宏觀經濟雖然面臨下行壓力，但是呈現復蘇跡象，商業銀行應對風險的能力穩步提升，同時受前期監管的政策影響，風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釋放，再疊加銀行提高不良資產的核銷力度，排隊上市銀行去年末資產質量出現好轉。

不過，廣州農商行不良率在2019年出現上升，截至2019年末，該行不良率為1.73%，較上年末上升0.46個百分點。

2020年疫情的襲來，令銀行業整體的資產質量承壓。銀保監會5月1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91%，比上年末上升0.05個百分點。而疫情下風險客戶的加速暴露，也使得二季度的不良率不容樂觀。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肖遠企此前表示，“對于二季度和今后一段時間銀行不良貸款的情況，我們認為今后還會有一些上升，但是幅度不會非常大”。

從商業銀行不同類別來看，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資產質量壓力要更加嚴峻。來自銀保監會的數據顯示，截至一季度末，農村商業銀行不良率為4.09%、城市商業銀行為2.45%，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不良率分別為1.39%和1.64%。而目前正在排隊候審的A股擬上市銀行均為地方商業銀行。

金樂函數分析師廖鶴凱表示，疫情影響下，大多數領域受到沖擊，銀行客戶也是一樣，雖然政策層面有一定的緩解作用，但是不良率還會有所上升。而具體的上升水平和地域的產業結構、交易對手構成有關，從覆蓋面來說地方銀行可能影響會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