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標題：“父母護理假”升級，如何讓勞動者“敢休能休”?

最近，在北京從事金融行業的左菲有點煩心。母親在老家生病住院，她向單位申請“父母護理假”，卻被告知與政策要求不符，只能批事假。“人事部門說，護理假是針對獨生子女的，而我老家有個哥哥 。”左菲說，不論是否獨生，孝敬和照料父母是每個子女的本分和義務，理應得到政策支持。

事實上，近年來有不少地區已注意到勞動者的這一訴求。貴州、黑龍江、四川等地已將“非獨生子女”納入享有護理假對象范圍。近日，江蘇揚州、南通等地擬取消或放寬“獨生子女”等限制條件。

護理假的擴容升級需要考慮哪些因素?適用對象的擴大，也意味著企業增加了一定程度的用工成本，如何保障勞動者“敢休能休”?

從特殊獎勵到普惠福利

“從立法初衷來看，設立‘獨生子女父母護理假’，是對計劃生育家庭的一種獎勵性措施，旨在緩解獨生子女贍養和看護老人的壓力。”華東政法大學社會法研究所所長李凌云告訴《工人日報》記者說。

記者梳理發現，“獨生子女父母護理假”由河南省最先設立，后續各地陸續跟進。目前，制定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寫入地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二是寫入老年人權益保障條例或養老服務條例。假期長度一般在5天～20天，休假條件因地而異，大部分地區的適用前提為“父母患病住院”，有些地方放寬至“生活不能自理”，不少地方還要求“父母年滿60周歲”。

近兩年，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社會對“非獨生子女父母護理假”的呼聲漸高，不少人通過當地政府的留言平臺建言獻策。采訪中，出生于1974年的王女士告訴記者，她的父母已年近八旬需要照料，而自己還沒退休。“相較于作為獨生子女的‘80后’‘90后’，我們‘70后’非獨生子女更早面臨照護父母的壓力，對假期的需求更迫切。”她說。

“孝敬父母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沒有獨生與非獨生的區分。”李凌云表示，雖然我國正在嘗試推行社會化養老和照護服務，但這不能完全取代子女的照顧和陪伴，尤其是老年人生病住院期間，更需要子女的精神支持和情感慰藉。

據測算，到2035年，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占比將超30%。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王天玉表示，在此背景下，應當擴大政策覆蓋面，將“父母護理假”的適用范圍由獨生子女群體延伸到非獨生子女群體，使其成為一項普惠福利。

細節有待完善

“非獨生子女父母護理假”該怎么休?不少地區采取“差異化給假”的政策。新疆規定，老年人患病住院或生活不能自理的，實行“子女護理假”制度，獨生子女的護理假每年累計不少于20天，非獨生子女的護理假每個子女每年累計不少于10天。

“獨生和非獨生子女承擔的贍養壓力不同。這種假期設計既體現政策的延續性，向獨生子女進行傾斜，也兼顧非獨生子女群體的需求，為其他地區提供了借鑒。”李凌云說。

在覆蓋非獨生子女的基礎上，不少公眾希望“父母護理假”的適用范圍能進一步擴大。例如，在北京、南京、連云港等地的政府留言網站上，不少網友提出“護理假能否用于陪護岳父母和公婆”。相關部門在回復中指出“僅限父母”“不能在夫妻之間調整假期分配”。

對此，王天玉建議，應對“父母護理假”做擴大和靈活解釋，允許假期在家庭內部進行轉移。“老年人住院后，假期的第一權利享有人理當是其親生子女，但如果親生子女因故無法盡到照護責任，由配偶一方承擔也在情理之中，這是我們的文化和制度都應該承認的。”

李凌云進一步提出，未來可考慮將“父母護理假”拓展為“家庭護理假”，假期除了用于照護父母之外，也可以用于照護生病住院或發生意外的子女、配偶等其他家庭成員。

建立成本分擔機制

自“獨生子女父母護理假”落地以來，不少勞動者面臨“不敢休不能休”的問題。而假期擴容意味著，企業用工成本的增加。很多人為之叫好的同時，也擔心政策“落地難”。

“對企業來說，勞動者休假可能增加兩方面的成本。”王天玉分析，第一是顯性成本，護理假期間視為出勤，單位要保障勞動者的基本工資待遇;第二是隱形成本，員工暫時離崗將影響企業的日常運轉，另雇他人替代的成本也不可忽視。

由此，王天玉認為，若要保障“父母護理假”有效落地，便不能讓企業獨立承擔公共假期的成本，而是要把勞動關系內部的張力做一個社會化分擔，“例如，將假期落實程度與企業稅收減免、榮譽評定掛鉤;幫助企業對接勞務派遣機構，及時補足員工休假導致的崗位空缺等”。

“分攤假期成本，要充分發揮長期護理保險的作用。”李凌云告訴記者，截至去年末，已有49個城市啟動長護險試點。從長遠來看，各地應致力于完善和推廣長護險，在減輕贍養壓力的同時，也可用以支付勞動者休護理假期間的工資。

李凌云還提到，目前涉及護理假的相關法規，對“不給假”的懲處力度還不夠，這給勞動者維權帶來很大不便，也讓用人單位有空子可鉆。

“護理假的休假條例或是由當地人口與計生部門制定，或是由老齡委制定，而政策的落地要依靠勞動部門來監督，各部門間的銜接還需進一步暢通。”李凌云建議，不讓護理假成為“紙面福利”，需進一步明確法律責任和執行機制，設立清晰、嚴格的罰則，且確保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