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0日，陜西寶雞，有甲骨出土。當天，考古隊員用手鏟在探方中清理遺跡，新的土層中露出了骨頭。在這座三千年前的特大城市中，骨頭并不罕見，獸類是當時重要的生產工具和食物來源。但經驗豐富的技師李宏斌看出異樣，撿起一片獸骨，用手指抹去表層泥土后，驚呼起來：有字！
是甲骨文。此地距離以出土甲骨而名揚天下的殷墟近800公里，這里位于寶雞扶風和岐山兩縣交界地帶，是一處被稱為周原的考古遺址。
周原赫赫有名，是周人發(fā)跡的岐邑所在，西周第一個都城，在小說《封神演義》中被商人稱為西岐，為西伯侯姬昌的領地。這里的先民，生活在商朝至西周年間，商王朝的甲骨文，也流傳到了此地。幾十年來，周原地域內已經出土了一萬多枚甲骨，數(shù)量僅次于殷墟。
連續(xù)幾個月，周原遺址陸續(xù)都有甲骨出土。考古人員小心翼翼地清洗它們，用軟毛刷拂去泥土。晚上，在考古隊駐地，他們聚在燈下，用電子顯微鏡第一時間欣賞最新發(fā)現(xiàn)的刻字甲骨。
有些甲骨略顯特殊，比如將刻字特意涂成朱紅色或黑色，考古隊員便不敢貿然清理，而是集中送到考古院的實驗室里保護起來。很多字需要專業(yè)的古文字學者辨認，有一天，他們將兩個甲骨刻字的照片發(fā)給北京大學古文字學專家，專家讀出了這兩個字：秦人。
這是甲骨文中第一次出現(xiàn)“秦人”兩字。這或許意味著早在西周年間，秦人作為一個族裔，已經活躍在關中平原，與周人已有交集。
2025年4月，陜西寶雞周原遺址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這是周原遺址第三次入選“十大”。甲骨只是獲評理由中的一個。新的發(fā)現(xiàn)最重要的意義在于，經過幾十年的尋尋覓覓，史書中的岐邑和西周都城，終于被找到了。
西周最宏偉的城
6月初，關中平原麥子熟了。農民將麥粒鋪在水泥路上曝曬，一直鋪到岐山縣周原博物館的門口。這是一座坐落在村里的博物館，展廳就是其中一間平房，陳列著從當?shù)匕l(fā)掘出土的文物。考古隊駐地在相鄰的院子里。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員宋江寧最近正駐扎在此，他從2000年起一直參與周原考古。宋江寧是陜西臨潼人，其家鄉(xiāng)是秦兵馬俑所在地。“我是秦人，”他打趣道，“也算周人。”十幾年來，他一直在尋找周人的祖先和老家。
村中公路的一側，蟠桃林包圍中，黃土地被掘開，挖下五六米的深坑。前不久，考古隊員剛在這里清理出一座周代墓葬，出土了6件青銅器。這是一個意外發(fā)現(xiàn)，他們的目的本不在此。這片地區(qū)曾經是一處城墻的拐角，他們正在以這個墻角為標本，仔細研究這座城市。
宋江寧站在一片明顯有色差的土地上，地面被考古手鏟刮得平整如磚面，在烈日之下烤得十分堅硬。“這就是當時宮城的城墻。你看這些豎的和橫的道道，就像今天砌磚也會有縫，這些道道就是當時夯筑時的縫隙。這么大的城墻，是一塊塊夯筑在一起的。”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目測每一個夯筑的板塊，約有一米多寬、兩三米長，整個城墻厚度約7.5米。
城墻是近五年來周原最重要的發(fā)現(xiàn)之一。實際上在20世紀80年代，便有過城墻的線索，但由于各種原因未能繼續(xù)發(fā)掘。近五年來，考古人員專注于找城墻，終于發(fā)現(xiàn)了埋在地下的城墻遺跡，可以圍合成完整的城。
而且，還不止一座城。宮城之外，還嵌套著一座小城，小城之外又套著大城。小城和宮城始建于西周早期，使用至西周晚期；大城建于西周晚期，三重城垣在西周晚期時共存。大城東西長約2.7公里，南北寬約1.8公里，形狀規(guī)整，面積約520萬平方米。一座西周巨城呼之欲出。
“這是同時期中國規(guī)模最大的城址，也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城。”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周原遺址考古項目負責人種建榮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城外還有廣闊的遺址分布，到西周晚期時一共達33平方公里，足以說明此地人口興旺，城市繁盛。
找城，是考古的一項絕技，可以解決關鍵問題。
“總量很壯觀，但是沒有重點。”宋江寧指著一張圖片說，“這就是我們2020年之前的情況。”圖片上是周原的遺跡分布狀況，密密麻麻地布滿幾十年來發(fā)現(xiàn)的遺跡，填滿了這片山前沖積扇，有細節(jié)，沒輪廓。而三重城垣，以及近年發(fā)現(xiàn)的水系網絡，則畫出線和框，那些遺跡便在城垣內外各安其位。
在此之前，周原考古已經成果顯赫。周原遺址已探明100多座單體夯土建筑遺跡，為全國西周遺址之最。周原出土的萬余片甲骨，數(shù)量僅次于殷墟。周原也是全國出土商周時期青銅器最多的遺址之一，總數(shù)達700多件，寶雞因此有“中國青銅器之鄉(xiāng)”之稱。其中大盂鼎、小盂鼎、史墻盤、毛公鼎等重器，以長篇銘文聞名于世。
周原最知名的建筑遺存之一，是鳳雛甲組建筑基址。這座基址發(fā)現(xiàn)于1976年，是鳳雛村生產隊社員平整土地時發(fā)現(xiàn)的線索。整座建筑1469平方米，像一套標準四合院。尤為石破天驚的是，在西廂房的窖穴內，出土了超過1.7萬片甲骨，其中282片上有刻辭。這是殷墟之外，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甲骨發(fā)現(xiàn)。
這座兩進的“四合院”是周王的宮殿嗎？也有人大膽地將其與歷史人物對號入座，稱其為“文王大宅”，認為是周文王姬昌的宅院。隨后幾十年，鳳雛村又相繼發(fā)掘了8處大型建筑基址，形成恢宏的高等級建筑群，最大的一處達2180平方米。這些建筑是什么身份？究竟是王的居所，還是貴族宅院，抑或是宮殿、宗廟？
事實如今可以看得更清楚。鳳雛建筑群正好坐落在宮城之內，毋庸置疑，這些就是西周時期周原最高等級建筑。種建榮說，以前對于鳳雛建筑群的說法五花八門，因為西周建筑發(fā)現(xiàn)得少，而且不了解建筑周邊環(huán)境，很難認定其性質。如今確認它們在宮城中的位置，應該屬于王室。
“綱舉目張。整個發(fā)掘都是主動的、有目的、有規(guī)劃。”種建榮說，三重城垣的確定，為此前一系列零星發(fā)現(xiàn)提供了解謎線索。一幅宏大圖景的輪廓逐漸清晰。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原理事長王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尋找城址。“不管是良渚、凌家灘，還是近年西周琉璃河燕侯遺址，都是找到了城址。通過城的揭露，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當時的發(fā)展水平。”他認為，在周原找到城，是文明探源工程經驗的成功應用。
“周原的新發(fā)現(xiàn)，是西周考古近百年來最重大的發(fā)現(xiàn)。”王巍說。
出走與歸來
距離去年4月初次發(fā)現(xiàn)刻辭甲骨，直到今天，這一輪周原考古中仍陸續(xù)有甲骨出土，有新的文字出現(xiàn)。截至今年上半年，已經出土卜甲、卜骨殘片300余片，初步辨識出刻辭296字。
甲骨出土地，位于宮城南墻外的壕溝里。種建榮說，這些甲骨應該是出自宮城，當時是當作垃圾傾倒在壕溝里。甲骨的卜辭中，多次出現(xiàn)與“王”有關的記述，如“王呼并召……”“壬子王其獸(狩)……”，雖然只有斷斷續(xù)續(xù)的只言片語，但已能讀解出關于周代天文歷法、歷史地理、軍事戰(zhàn)爭、數(shù)字卦等西周社會各方面內容。
第一次在這里識別出刻辭甲骨的技師李宏斌，早在20年前就曾親自發(fā)掘過甲骨。那是在2004年的岐山縣周公廟遺址。前一年野外考古調查時，在一個廢棄的水渠里，北京大學考古專家徐天進偶然拾起了一個小骨片，用手一擦，竟然有刻字。2004年春天，考古隊順藤摸瓜，在水渠邊找到了埋藏著密密麻麻甲骨的坑。周公廟甲骨上一共辨認出近2600字，“周公”的名字頻繁出現(xiàn)。
西周甲骨一共有三次大規(guī)模的發(fā)現(xiàn)。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是周原鳳雛甲組建筑基址的甲骨窖穴，其次是周公廟，然后就是這次周原宮城壕溝的甲骨。
在周公廟甲骨坑附近的野棗林里，考古隊還發(fā)現(xiàn)了22座大墓，其中有10座的規(guī)格都超過西周諸侯國國君。學者判斷，這里是周公的采邑，即周王賜給卿大夫世祿的田地。這些大墓應該是周公家族墓。周武王去世后，周公輔佐年幼的成王，又率兵鎮(zhèn)壓了殷商遺民的叛亂，功勛卓著，地位尊崇。
周公廟遺址并不在狹義的周原遺址內，而是在周原遺址以西30公里。實際上，那是一段迷茫找出路的歲月。
世紀之交，周原考古陷入瓶頸。種建榮就是那時開始參與周原考古的，他回憶當時，始終沒有找到強有力的都城實證，發(fā)現(xiàn)的青銅器窖藏也大都屬于異姓貴族，王器極少。因此考古學界產生了懷疑的聲音：陸續(xù)發(fā)掘了幾十年的周原遺址，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周原？
“周原”是一個歷史地名，今天已經不再使用。能夠與歷史記載印證的地名，幾乎都與“岐”有關。《詩經》記載周人在“岐下”建城，今天寶雞依然有岐山縣、岐陽堡等地名。而這些地名是否就是古籍中的“岐下”？更精確的位置何在？歷史中的周原，指的又是哪里？廣義4000多平方公里的“大周原”和狹義30多平方公里的周原遺址中，周人生活的那個周原，具體何在？這些問題，只能在地表之下尋找答案。
每年，考古隊在鉆探后選定一片區(qū)域，給農民青苗補償費，然后翻開土地，精細地掘地三尺。發(fā)掘之后回填，還給農民繼續(xù)種地。就這樣，一尺一丈地在地下搜尋。
那時，考古學者們決定跳出來，離開這些麥地和果園。“站在房子里，你看不出來我是在北京還是西安。你只有走出來，如果看到秦嶺，那就在西安；看到燕山，就知道是北京。所以我們要走出周原看周原。”種建榮說。
從2003年開始，考古隊一直圍繞周原遺址打轉，大面積調查關中平原西部的“大周原”后，重磅發(fā)現(xiàn)陸續(xù)揭開：在周公廟以西10公里的鳳翔縣水溝遺址，發(fā)現(xiàn)了周長4000余米的城墻，城內有大型建筑基址；蔣家廟也發(fā)現(xiàn)了一座軍事防御性質的周城，周公廟之西又有鑄銅作坊現(xiàn)身……更宏大的周文化圖景逐漸浮現(xiàn)。
然而，最核心的都邑，依然沒有現(xiàn)身。兜兜轉轉七八年，所有新發(fā)現(xiàn)的遺址，都比不上周原的規(guī)模。
2011年，一座諸侯國君級別的姚家墓地在勘探中偶然出現(xiàn)。姚家墓地的位置，在周原的東部邊緣。這個契機將考古隊重新拉回周原，考古隊決定重返周原。此時，考古隊對周原重新燃起信心。而考古學界的思路也已經轉變，著眼于整體社會面貌的聚落考古方法，在越來越多的大遺址中得到運用，周原考古的思路也明確下來：尋找大體量的線性遺跡，“第一找壕溝，第二找道路，第三找城墻，第四找重要建筑”。
突破性發(fā)現(xiàn)在2020年前后出現(xiàn)，線索來自水系。考古人員發(fā)現(xiàn)，周原的王家溝突然不自然地折了個近90度的轉角，并且可以與西周的溝渠遺址相連，圍合成長方形。從地圖上看，這個方形似乎有城的模樣。2020年至2021年的考古發(fā)掘證實，這確實是一座約175萬平方米的城址。
未及慶祝，考古隊又向外探索，果然又發(fā)現(xiàn)了面積達520萬平方米的西周大城。最后一個突破發(fā)生在2023年，考古隊在小城內的北部，找到了面積50萬平方米的宮城，正是鳳雛高等級建筑群的所在。
北京聯(lián)合大學校長、夏商周考古專家雷興山說，雖然學界認為周原是古公亶父遷岐之地，是都邑，但一直未得到確認。甚至周原考古隊內部也曾懷疑該地不是古公亶父遷岐之地，不是周人滅商前的都邑。三座城址的發(fā)現(xiàn)，摸清了周原遺址的格局，更確認了它是西周王朝的都邑，堪稱里程碑式的大發(fā)現(xiàn)。
2024年冬天，全國商周考古專家齊聚周原，召開專家咨詢會。那天陽光明媚，種建榮帶著專家來到宮城南門遺址。這處宮門已經被完整揭開面紗，進深約55米，有前后兩道城門，門道路面鋪著石子，多道車轍清晰可見。這是西周考古中前所未見的復雜結構城門。至今，地面上還存有一米多高的夯土城墻。
走到這里，種建榮突然有些激動，他招呼專家們在城門遺址前合影。“去年剛上映了《封神》電影，咱們在這兒合個影，就是‘封神’了。”他大聲說道，“這就是西岐城！”
從1942年歷史學家石璋如在岐山腳下調查周原，到如今終于確認西岐城，考古學者們在迷霧中探索了80余年。
流傳兩千年的訛誤？
周原的三重城垣發(fā)現(xiàn)后，一個史書中流傳兩千多年的說法受到動搖。新的考古證據，使得《史記》以來的一個定說被重新審視。
周人原本世居于豳(bīn)，在今天寶雞東北的陜西旬邑附近，此地距離北方戎狄較近，時常遭受侵擾，周人首領古公亶父便帶領族裔離開故土，南下到關中平原西部，在岐山之下定居。《詩經·大雅·綿》記載了這段歷史：“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這就是中國歷史中的一場史詩級事件：古公亶父遷岐。周人的周原時代，由此開啟。
根據《詩經》的記述，正是在這里，古公亶父開始醞釀“翦商”：“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他的孫子周文王正式稱王，征服了居住在渭河流域的各土著族群和商人勢力，建立起周人的區(qū)域性霸權。隨后逐漸東進，進攻了晉南的一些小國，距離商朝都城已經不遠。文王去世前不久，在關中平原中心的灃水西岸建立豐京，作為新的都城，將勢力從渭水西部的周原悄然東移。
從古公亶父到周文王，這三代是周原的先周時代。文王之子武王姬發(fā)繼承了翦商大業(yè)，并在灃水東岸建立鎬京。在牧野之戰(zhàn)中，武王率領的西土聯(lián)盟，戰(zhàn)勝了商紂王的軍隊，商朝滅亡。但周武王并沒有在商都取而代之，而是返回豐鎬，兩年后在此辭世。
因此，豐鎬與岐邑在西周時并立。而在傳世文獻中，西周正宗的都城只有一個，名為“宗周”。兩千余年來，文獻都將宗周指認為豐鎬。但現(xiàn)代考古學興起后，另一種不同觀點浮現(xiàn)出來：宗周在周原。考古學家陳夢家便曾提出過這個論斷，但并未受到重視。
周天子到底居住在哪里？在中國歷史中，沒有哪個朝代的都城問題會如此模糊不清。
周原的新發(fā)現(xiàn)，使得宗周是周原的論斷被重提。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曹大志撰文指出，宗周就是周原，而鎬京在武王以后的時代便不再作為都城。從戰(zhàn)國末年起，人們便將豐鎬誤認為宗周，后來被司馬遷在《史記》中沿用，導致這個錯誤延續(xù)了兩千多年。
“現(xiàn)在看來，宗周應該是周原。”種建榮說，豐鎬更有可能作為橋頭堡、前哨陣地、指揮所而存在，為了進一步向中原挺進。
曹大志比較了周原與豐鎬的規(guī)模，不論是遺址面積、建筑規(guī)模，還是出土青銅器的數(shù)量和等級，豐鎬都不如周原。豐鎬加起來約17.8平方公里，約為周原遺址的一半，目前尚未發(fā)現(xiàn)西周城址，即便未來有發(fā)現(xiàn)，也不太可能容納超過周原大城規(guī)模的城址。“周原的各類遺存都比豐鎬豐富，背后是更多的人口、更多的貴族官僚、更多的財富。”
他認為，考古證據顯示，豐鎬在西周早期的地位比較重要，中期以后嚴重衰落。而周原的地位一直很重要。在西周絕大部分時間內，周原的地位始終重于豐鎬。武王去世后，繼位的成王便返回周原居住，近年考古發(fā)現(xiàn)的周原小城，興建于西周早期，或許正對應著這個時期。
西周建立后，周公奉命在洛陽營建新城，稱為“成周”。作為中原核心地帶的城址，成周有助于周人統(tǒng)治東部。周成王時期遷往成周，“定鼎中原”的典故由此而來。至此，西部的宗周和東部的成周，成為西周的兩大統(tǒng)治中心，位于中間的豐鎬逐漸失去地理上的作用。
種建榮傾向于認為，在整個西周，周原始終是最重要的都城。“西周諸侯在外面有封國，在京畿有采邑，在首都還有住所。當時周原居住著各種姓氏的貴族，建立起這樣的制度，可以有效地管理這些貴族和整個國家。”
即便“宗周”的坐標仍有探討空間，“岐邑”的所在基本已經得到確證。王家嘴一號建筑這座先周時期最大的建筑基址，被認為是先周時的一座宮殿。多重證據支持著這個論斷，其中之一是“美陽”。
《漢書·地理志》中記載：“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xiāng)，周太王所邑。”周太王就是古公亶父，意味著后世的美陽就是先周岐邑所在。近年來，考古隊在周原遺址王家嘴區(qū)域發(fā)現(xiàn)了30多萬平方米的戰(zhàn)國遺址，出土陶器中，多次出現(xiàn)“美陽”兩字陶文。王家嘴區(qū)域就在戰(zhàn)國和漢代的美陽，也就是古代岐邑，再添一重證據。
“考古發(fā)現(xiàn)與文獻記載若合符節(jié)，進一步確證了周原遺址乃古公亶父遷岐之地。”種建榮說。
由此也能還原出周原城址的變遷過程。王家嘴建筑區(qū)域在西周三重城垣之外的西南部，最初，這個三面環(huán)溝的小型地理單元，就是古公亶父定居的岐邑，后世人口擴張，才遷往三重城垣所在的更廣闊的地帶。
今天，站在王家嘴的土地上，便站在了《詩經》清新醇美的文字之中。《詩經》如此描寫周人初次所見的周原：“周原膴膴(wǔ)，堇荼如飴。”土地肥沃，苦菜都是甜的，一幅灑滿陽光的畫面。在周人的心中，周原是一片理想家園，這最初的家園，便在此處。
中華文化“定稿”時刻
回到這座新發(fā)現(xiàn)的西周城址。6月初，考古隊在烈日下解剖著宮城的西北角。“這里是宮城北墻和西墻相接的拐角，西墻的西側還發(fā)現(xiàn)了石子路、陶水管等復雜的遺跡，信息比較豐富。”周原考古隊隊員閆永強說。
種建榮感慨，雖然有了很多新發(fā)現(xiàn)，但新的問題比新的發(fā)現(xiàn)更多。“舉個例子，比如城門，《詩經》記載岐邑的城門：‘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那到底皋門、應門是什么形制？希望后面的發(fā)掘能夠搞清楚。”他說。
這座目前被命名為宮城的城址，并非后世所定義的宮城，這里并不是獨屬于王的世界。宋江寧說，宮城內部的居民組成復雜，不同姓氏的貴族都居住在這里，甚至商代的遺民，數(shù)百年里在西周宮城也占據一席之地。在明顯屬于商人的墓葬里，出土了商朝崇尚而被周朝節(jié)制的酒器。更為戲劇性的是，他們的墓葬里還出土了殉葬的動物，以及人牲的骸骨。
以人祭殉葬，是商代最為后世驚詫的風俗之一。這種殘暴血腥的祭禮，折射出商人是一個崇尚暴力和威權的族群。而周人則舉起德政的大旗改朝換代，他們崇尚和平，尊崇聯(lián)盟。可就在西周都城的核心地帶，他們卻允許商人延續(xù)人殉的風俗，這是為何？或許正是因為周人崇尚多元，尊重各種族裔的文化，所以并不干涉商人后裔的行為。
為什么偏于西陲的“小邦周”，能滅掉中土的“大邑商”？周人何以配得上這天下？在建立王朝之初，周人自己也希望找到一種解釋，同時也建立一種正統(tǒng)性。《尚書》中幾篇寫于周初的文獻里，記載了滅商之初周人對這段歷史的求索和解釋。他們最后相信，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親”的天理讓他們繼承大統(tǒng)，將商人失國歸咎于德行敗壞，罪名包括酗酒、荒淫、不恤民力……《詩經·大雅·蕩》記下了振聾發(fā)聵的警示：“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在改朝換代之后，周人小國寡民僻居西部，面對東部的廣土眾民，也必須設計出一套有別于商王朝的統(tǒng)治機制——“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的制度。歷史學家許倬云解釋，這一封建制度，包括兩個舉措：一是分封子弟與親戚，在緊要的地點戍守，彼此援助，構成一個龐大的控制網絡；二是籠絡不同文化的族群，尋求合作。 敬天保民的思想，也隨之進入周人的文化之中。
今天，在岐山縣周原博物館展廳的入口處，陳列著鳳雛甲組基址的復原模型。這是一座兩進的“四合院”，門前有照壁，兩側有廂房，與后世合院建筑神似。而近年發(fā)現(xiàn)的先周時期王家嘴一號建筑基址，其建筑結構與鳳雛甲組建筑也十分相似，但年代更久遠。
比較這兩座三千多年前的建筑，宋江寧總結：“中華文化到西周時期‘定稿’了。”建筑只是一個表征，他認為，西周文化更重要的奠基意義，是“禮樂大成”。
與商王朝相比，周朝仿佛進入另一個文明的次元。幾百年后，東周魯國的孔子念念不忘的那個禮樂昌明、政通人和的時代，正是以文王、周公為代表的先周晚期和西周早、中期。在后世，“周制”留下一個令人懷想的政體模式。周人更加嫻熟地使用起語言和文字，系統(tǒng)地撰寫歷史、以詩言志，他們留下的故事和詩歌，至今仍不難讀解。及至東周，諸子百家的哲學思想如熔巖噴發(fā)，達到令人困惑的高度。
“無論從禮樂文化，還是政治、哲學、文學等方面，周文化某種意義上都奠定了中國文化的核心。”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徐良高說。而早在近一百年前，王國維曾在《殷周制度論》中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
許倬云認為，周代的建立并不只是常見的朝代遞嬗，也是整個文化體系與政治秩序的重新組合，從此奠定了中國文化系統(tǒng)的一些基本特色。他總結：“西周以蕞爾小國取代商，崛起渭上，開八百年基業(yè)，肇華夏意識端倪，創(chuàng)華夏文化本體，成華夏社會基石。”
這一切的肇始之地，就在周原這片平原之上。更多的謎團仍然有賴于未來揭開，比如令人期待的西周王陵、大墓，以及三重城垣中西周先民的生活圖景。“二里頭、殷墟、周原這樣的大遺址，都是重要的文化地標，也是重要的文明現(xiàn)場。”種建榮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