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微觀故宮系列圖書“上新”

2025-01-23 17:26:38來源：華西都市報

來源標題：編織一個立體的宋代文化圖景

《故宮建筑之美》《故宮的古畫之美》《故宮的書法風流》《在故宮尋找蘇東坡》……身為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的祝勇，近些年來專注深耕故宮文化題材，從文學的角度展開別開生面的文化、藝術闡述，已創作、出版數十部故宮系列著作，被譽為用文學建造了一個“紙上的故宮”。

2025年1月，祝勇的故宮題材新作——《在故宮尋找宋徽宗》《在故宮解密〈清明上河圖〉》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月12日晚，祝勇攜兩本新書亮相讀書博主趙健的直播間，分享他創作的心路歷程。

祝勇對故宮的書寫，已呈現出“微觀故宮”的獨特風格：不拘泥于學術格式，也不局限于簡單的文物介紹，以故宮的文物為起點，將其背后的歷史細節、人物命運和時代風貌娓娓道來，帶讀者回到這些物質遺存誕生的歷史現場，描述了那個時代的文化景觀，講述了關鍵人物的命運與個性。在最新出版的這兩部著作中，宋徽宗、宋高宗、岳飛、張擇端、王安石，以及《清明上河圖》里形形色色的人物經由作者的敘述，其命運沉浮、歷史況味、復雜糾葛、人生百態等，如在眼前，構成一個立體的宋代世界。

《在故宮尋找宋徽宗》《在故宮解密〈清明上河圖〉》兩本書各自獨立，又巧妙交織。在尋找宋徽宗的故事里，畫師張擇端是個微不足道的配角;而在解密《清明上河圖》時，那位藝術天才皇帝又退居幕后，成為《清明上河圖》流轉過程中的背景。兩條看似平行的敘事線索，最終編織出一幅完整的宋代文化圖景。

思考角度新穎獨到聚焦宋徽宗的藝術世界

趙佶，這位被后人稱為“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的宋朝皇帝，是《在故宮尋找宋徽宗》的主角。宋徽宗在位初期政治清明，后期政治情形一落千丈，國亡被俘，終年54歲。他熱愛畫花鳥畫，自成“院體”，自創一種書法字體，被后人稱為“瘦金體”，是古代少有的藝術天才與全才。

不過，祝勇并未將這本書寫成以宋徽宗為主角的歷史人物傳記，而是著重聚焦于宋徽宗的藝術世界：透過仔細分析故宮收藏的《聽琴圖》《芙蓉錦雞圖》《祥龍石圖》《雪江歸棹圖》《閏中秋月詩帖》《夏日詩帖》等傳世名作，走進宋徽宗的內心深處。在這些畫中，各色珍禽異獸，“紛紛從皇家禁苑里的奇石草木間，飛進宋徽宗的畫頁紙端，定格成永遠的風景”。而這些珍禽異獸、奇花異石，究竟是祥瑞的象征，還是奢靡的體現?宋徽宗的藝術，究竟是逃避現實的桃花源，還是他進行政治隱喻的工具?這些都是祝勇的思考角度，新穎獨到。

藝術與人生緊密相連破譯宋徽宗的生命密碼

通過解讀故宮收藏的趙氏傳世名作，祝勇發現，宋徽宗的創作充滿了“包裝”的動機。他通過《雪江歸棹圖》來宣示天下歸于一統(“棹”音同“趙”)，通過《聽琴圖》來塑造自己道德高尚、品行純潔的風雅文人形象，通過《文會圖》來標榜朝廷人才云集的成就，又通過《瑞鶴圖》《祥龍石圖》來描繪祥瑞和順的圖景。山水、人物、花鳥，諸種繪畫形式，都被他賦予了鮮明的隱喻功能，共同構建了理想化的自我形象，也構建出理想化的王朝形象。

祝勇認為，宋徽宗是一位浪漫主義者，一位藝術大師。宮殿與園林、現實與虛幻、理性與非理性，兩個世界在宋徽宗的內心里始終在糾纏、撞擊、搏斗，使他處于嚴重的人格分裂之中。他在山水、園林、紙頁上得到的舒暢自由，后來在人生中完全失去了。或者說，正是他前期的自由，為后期的不自由埋下了伏筆。

在《在故宮尋找宋徽宗》一書中，祝勇指出，宋徽宗的藝術生涯與他的命運起伏緊密相連：沒有他好大喜功的性格、對祥瑞的癡迷，就不會有《瑞鶴圖》《祥龍石圖》《雪江歸棹圖》這些曠世之作;沒有他對奢靡生活的追求，就不會有艮岳奇石和那些精美的花鳥畫;沒有“北狩”的經歷，也不會有他晚年凄美婉約的詩詞。這位54歲便客死他鄉的帝王，最終還是未能用藝術挽救自己的王朝，他的幸與不幸，都成了歷史的一部分，也都成了他藝術世界的一部分。

解讀《清明上河圖》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

如果說《在故宮尋找宋徽宗》是對一位皇帝人生密碼的探尋，那么《在故宮解密〈清明上河圖〉》則是對一幅傳世名畫的深度解讀。北宋畫家張擇端的傳世名作《清明上河圖》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屬國寶級文物，歷次展出皆引發“萬人空巷”盛況。然而，關于這幅名畫的一些基本問題仍存在爭議，如：《清明上河圖》卷所繪，是否就是汴京清明時節的景象，畫面所表現的究竟是“春景”還是“秋景”?而畫面中導致學者產生相異看法的細節矛盾之處又說明了什么問題?

祝勇試圖破解這幅畫卷背后隱藏著的無數謎團：它描繪的究竟是哪個季節?創作于哪個時代?又為何成為千古名作?畫中的舟楫往來、商販云集，究竟是盛世的繁華，還是危機的前兆……跟隨張擇端的筆觸，深入汴京大街小巷暢游一番之后，祝勇就此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觀點：這幅畫并非僅僅描繪“清明時節”，而是融合了春夏秋冬四時的景象。祝勇通過對畫卷細節的分析，結合古代中國的“循環時間觀”，將《清明上河圖》解讀為一卷含納了冬、春、夏三季的景象，并依此推斷缺失的部分，當為秋景。祝勇認為：“《清明上河圖》是一部含納了春夏秋冬四時(古人不說‘四季’，只說‘四時’)的畫卷，有如《詩經》里的《七月》詩，‘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伴隨著時令季節的推進，排布出人世間的滄桑與繁華。”“假若我們把《清明上河圖》卷首和(已消失的)卷尾連接起來，就會形成一個閉環，像一圈完整的年輪，讓汴京城的春夏秋冬運轉輪回。”

關于此圖的繪制時間，祝勇也提出了看法。根據宋徽宗在畫上所題的“清明上河圖”五字，以及加蓋的印章，學界通常認定它繪制于宋徽宗時期。但祝勇認為，《清明上河圖》的風格與宋徽宗的喜好不符，作者更不大可能以它來進呈給皇帝。從繪畫的風格與時代背景來看，它大概率是產生于宋神宗年代并進入內府，同時與王安石變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到了宋徽宗時期，宋徽宗把它賞賜給了對自己登上皇位有恩的向氏家族，從而由內府流入民間，這才開啟了這幅曠世之作在人間的傳奇旅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祝勇發揮他散文家的優勢，解析關于《清明上河圖》的種種謎團，文筆優美流暢，可讀性很強。在第九章，祝勇寫道，“與靜謐的鄉村形成對比，畫家向觀者展示了一座盛大、永恒之城，也為我們展現了一個物質極大豐富、人民安居樂業的烏托邦，恰似孟元老在北宋滅亡后對昔日皇都的追述：‘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老，不識干戈。’——天下太平的時光太久了，到處都是一片繁華的盛景;你看那還未束發的兒童，皆忙于學鼓練舞;你看那白發的老人，早已不認識打仗的武器。……《清明上河圖》本身就是一條大河，河道寬廣，水浪翻卷，層層推動，奔騰不息，擁有著容納社會、歷史內容的豐沛容量，因此專家們在面對這幅畫卷的時候，要動用政治史、軍事史、美術史、城市史、建筑史、橋梁史、船舶史、漕運史、經濟史、氣候史、醫藥衛生史等知識武器，火力交叉，協同作戰，才有可能讀懂。《清明上河圖》是一個無比復雜的文本，對《清明上河圖》的解讀不是一個人的事，甚至不是一代人的事，就像我們面對《紅樓夢》時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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