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社會分工要求任何人在任一崗位都能有同樣的效率。不管是在富士康擰螺絲，在快遞公司送快遞，還是在麥當勞里做漢堡，如果有一天我不干了，任何人來了也能干，我只不過是一個隨時可被替換的零件，而不是獨特的自己。”

在見到《我在北京送快遞》一書的作者胡安焉之前，我專門看了幾場脫口秀，準備了一些暖場的段子和破冰的技巧。畢竟，我要見到的，是一個連獨自乘坐出租車，都會因為跟司機的人際交往壓力過大而頭皮發麻，想要盡快逃離現場的人。更何況我跟他的見面場景，跟乘坐出租車如此相似——兩個陌生人，一個封閉的空間。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見面的那天，成都連日陰雨終于放晴，我對他的一切想象也隨之蒸發，44歲的他滔滔不絕地向我講述了20年里的19次“逃跑”：從做酒店服務員到跑去擺攤，在加油站加油，賣女裝，賣自行車，送快遞……只不過這一次，他不想逃了，想把他的故事安安靜靜講完。

永遠是個學生

上學時的胡安焉并不喜歡讀書，對大多數課程一點興趣都沒有。哪怕現在是一個作家，出版了一部備受關注的作品，他當年的語文成績也不好，反而是數學好一點。“那時候爸媽在學習上管得也不多，他們只希望我乖乖聽話就可以了，從沒要求我要出人頭地，甚至覺得出人頭地是有風險的，‘槍打出頭鳥’，還是踏踏實實做人更重要。”被“散養”的他從沒上過培訓班，也沒做過課外習題，更沒被輔導過作業。在學校的時候總覺得很壓抑，也沒有什么動力，但當時學校里的學生大都像他一樣不愛學習，“所以也不覺得自己有什么問題，初中畢業后就不想念了，就讀了個中專。”

胡安焉也沒有同輩壓力，從來沒有跟“別人家的孩子”比較過。作為一個外來家庭，在廣州沒有親戚，加上父母性格孤僻，每年春節的時候，連一個串門的對象都很難找到。“往往都是快到元宵節了，我們才匆匆去拜訪一兩家我媽的同事，這時他們家的糖果盒里剩下的，已經是些不怎么好吃的糖果了。”由于缺少外部交流，加上當時互聯網還沒有普及，父母的眼界便決定了胡安焉年少時的認知水平。“我父母一輩子待在事業單位里，對市場經濟完全陌生，除了教我要與人為善，便什么都沒有了。”

終于熬到了快中專畢業，懷著對社會的好奇和想象，胡安焉和同學們被學校安排到了酒店實習。原以為人生即將打開新世界的大門，可沒想到迎來的卻是當頭一棒——成了被排擠的異類。

那時候同學們都不愿意干活，畢竟只是實習而已，又不是要留下，干多干少又有什么區別呢？但胡安焉不一樣，他覺得，既然是自己干的活，就得又快又好地完成，才對得起自己。而且他“非常渴望好名聲，極其在意外人對自己的評價”。只不過，努力工作換來的只是領導的好評而已，同學們對他卻是頗有微詞。有一次，大家在宴會廳撤場，搬椅子的時候，他只是想快點把活干完，就一次多碼了幾張椅子，身邊的同學就圍攏過來調侃了：“活是干不完的，你搬得越快，他們就會找越多活給你干，反正在下班前，他們不會讓你閑著的。”說白了，他們是在惱恨胡安焉成為了一個“攪局者”——如果一個人太賣力，提升了勞動效率，領班就會以同樣的標準要求所有人。

本想得到他人的認可，結果卻惹人嫌惡。他吃驚于為什么同學們一踏入社會，就立馬變成了一個社會人，而自己卻永遠是個學生。“就像洋蔥無論撕去多少層皮，也仍然是一顆洋蔥，永遠不會像柑橘一樣掰出鮮甜多汁的果瓤來。”

下一個會好嗎？

當時的胡安焉并沒有因此感到困擾，可這次經歷似乎像是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的魔盒，之后類似的體驗層層疊疊地積累在一起，讓他越來越覺得跟人打交道是件困難和討厭的事情。以至于發展到后來，人際因素在他的價值排序里，會大于薪酬與前途。

胡安焉曾在上海一家自行車店工作，因為不愿意卷入老板和同事之間的人際斗爭——事實上他一直保持中立，他甚至選擇辭職，哪怕老板已經承諾要給他加薪，并升他為見習店長。“我反感被卷入一切人事糾紛，這令我過得不愉快，損害我的生活質量，真的是度日如年。哪怕每月給我一萬塊錢的工資，也彌補不了這種精神傷害。哪怕這兩方都把我當成自己人，都挺喜歡我。”

在服裝店做營業員的時候也是，當時店長決定為五個員工購買社保，胡安焉幸運地被選上了——這種別人求之不得的好事，他卻拒絕了。“因為我敏感地察覺到有些同事對此心懷不滿，想到日后還要和他們共事，我不想為此增添煩惱，甚至生出糾紛。”他甚至還跟店長說，“這樣做會不利于店內的團結。”

作為一個社會人，或者說想在社會中占領一席之地，總是要用更有技巧的方式去取得他人的信任與喜歡，可這顯然超出了胡安焉的能力范圍。但他面對這一難題的方式不是解決問題，而是逃避。

他不停地換工作，跳槽的原因都很相似——受不了人際關系的壓力。就像是一個不斷被充氣的氣球，每當負面感受積累到臨爆點，他就“逃跑”，期待著下一份工作就會好了，這些困境就自動消失了，“人們就不會苛待我了，就會遇上尊重我，平等對待我的人了”。可結果讓人沮喪，每份工作的境遇都差不多。

當胡安焉在不同的零工間輾轉流離，接二連三地遭遇不順心的事情，或者陷在糟糕的生活里無法掙脫時，他發現自己的感受力反而變得更敏銳了。大概在2009年，他準備轉手在廣西的女裝店生意，空閑時間比較多，便買了一些陀思妥耶夫斯基、卡佛、塞林格的小說，“書店的陳列架推薦什么就買什么”。讀這些書，給了他很多觸動。“我不習慣也不喜歡對人傾吐，也極少告訴別人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尤其是那些負面的。或許因為這個緣故，我體內的負面感受很難揮發掉，這反而使我在閱讀時更容易被感動。”

在社會上不斷碰壁，不斷反思，胡安焉想搞清楚自己為什么會陷入這樣的境地。他發現，所有對自身原因的反思往往會追溯到同一個源頭——原生家庭的影響。隨著讀書越多，他找到的理論解釋——救贖自己的武器也越多。比如魯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對日本“恥感文化”的分析，就讓他很有共鳴：比如父母習慣在外人面前貶低自己的孩子，孩子在家里沒有隱私的空間，父母對孩子的愛非常內斂、克制以至近乎冷漠，孩子和外人發生沖突時，父母不分青紅皂白訓斥自己孩子，偏袒外人等等。“我小時候就一直沒有獨立的房間，到了二十多歲還跟姐姐睡上下鋪，跟爸媽的雙人床緊挨在一個屋里，外公外婆則睡另外一個很小的房間，所有的言行都在父母的眼皮子底下，沒有私人空間。跟小朋友吵架了，父母永遠是罵我。”他想逃開，但是幼年的他沒有能力做到，這些教育方式讓胡安焉變得缺乏安全感、膽小且不自信，服從性強，隱忍壓抑，認同集體價值而貶低個人價值。

讀書讓胡安焉理解了很多東西。“只有先理解，才能慢慢消化掉，不讓它們在心里絆住自己。”讀的書越多，胡安焉對現實越疏離，也開始躍躍欲試寫點什么。他試著寫了一批取材自真實經歷的小說，人物和情節幾乎都有原型，貼到一個文學論壇上和其他寫作者交流，因為他的一些觀點獨到，還成為了一個版塊的版主。在那里，他覺得自己找到了精神家園。

“我的生活中，無論是工作、生意還是感情方面，都充滿了挫折和痛苦。我在一套我不適應的價值系統里尋求肯定，然后不斷地失望和失敗。我應該做我喜歡和擅長的事，比如說寫作。”他很清楚自己的寫作，從最初就懷有一種逃避的動機，“寫作既可以使我投入其中，同時遠離我厭惡的現實。比如，我可以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不去上班也不交際，因為我還要寫作。”

不久后，有些作品發表在文學期刊上了，但得到的稿費非常低。“我記得有篇八千字的小說，收到的稿費不到300元。這是我拿過的最低標準的稿費，至今仍印象深刻。”以寫作為生的念頭只好被打消了，此后，寫作只作為一種業余愛好或是隨手的記錄，他還是在不同的工作場域之間流轉。

面包與自由

2018年，胡安焉來到北京，在S公司送快遞，這是他做的第十八份工作。在外人看來，他去的是一家“快遞界的海底撈”公司，對從事該行業的人來說，是個不錯的選擇。可工作后，他卻因為每天要聽主管訓話而陷入深深的焦慮。

每天早上卸好貨后，快遞員們都急著裝車去送貨，可主管卻讓大家在他面前一字排開，表情威嚴，語氣嚴肅，在安靜的空氣中，他的聲音聽起來格外凌厲：“公司缺了誰都行，你離開公司寸步難行！不是你有多了不起，是公司平臺給你機會！別以為沒你不行，換誰來干都一樣！”這些內容每天都要重復一遍。

“訓話的目的就是為了讓我們知道，公司非常成功，功勞歸于公司，我們只是零部件，隨時可以被替換掉。”胡安焉明白。所以每次訓話，他都是眼睛低垂，看著地面，雙手交叉背在身后，看上去很溫順的樣子，雖然他的身體無法移動，但是思緒在逃走：“這有什么意義呢？聽訓話又沒報酬可拿。我們小時工是計件提成的，沒有任何補貼和福利。畢竟，沒有人發自內心地喜歡送快遞吧，反正我和我認識的快遞員都不是那種人，我們只有在發工資的時候，才會覺得自己付出的勞動值得。”他只想把這些時間用于送更多的快遞，掙更多的錢。

他算了一筆經濟賬：每月的平均工資是7000塊左右，按照每個月工作26天算，日薪就是270塊。每天工作十一個小時，早上到站點后卸貨、分揀和裝車花去一個小時，去往各小區的路上花去一個小時，剩下用來派件的九個小時里，每個小時就得產出30元，平均每分鐘產出0.5元——他的每分鐘值0.5元，所以小便的成本是1元，哪怕公廁是免費的，但花費了兩分鐘時間。吃一頓午飯要花二十分鐘——其中十分鐘用于等餐——時間成本就是10元，假如一份蓋澆飯賣15元，加起來就是25元，這對他來說太奢侈了。“所以我經常不吃午飯，為了減少上廁所，我早上也幾乎不喝水。”

不光是開早會，每周還要開兩到三次晚會，時間要比早會長得多。每天收工都過了九點半了，再等晚會開完，已經是十一點之后了。

再加上被分到了不好送的站點等原因，胡安焉在S公司干了一年后，便跳槽去了另一家快遞公司，可干了沒多久，公司便面臨遣散的境地。那時候，北漂們都在忙忙碌碌尋覓新的工作，胡安焉卻有了時間打量他們，揣摩他們的生活。他常常坐在一家美食廣場的員工就餐區，這里堆了一些多余的椅子，顧客不會走進去，沒有燈光，跟另一邊燈火通明的經營區相比，就像劇院里的后臺。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群，他總是想：“北漂的日子是暫時的，不是他們生活的全部。那么他們生活的另外部分是什么？是什么在他們生活的另一面吸引他們，令他們甘愿為之付出？”他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假如說，工作是我們不得不做的事情，是我們對個人意愿的讓渡，那么與此相對的生活的另外部分，就是那些忠于我們意愿的、我們想做的事情和追求——無論其內容為何，暫且先稱之為自由吧。”

胡安焉想到了自己：“在工作中，我很難找到我想要的自由。現在的社會分工要求任何人在任一崗位都能有同樣的效率。不管是在富士康擰螺絲，在快遞公司送快遞，還是在麥當勞里做漢堡，如果有一天我不干了，任何人來了也能干，我只不過是一個隨時可被替換的零件，而不是獨特的自己。”

那個獨特的自己在哪里？對胡安焉來說，是在寫作里：“寫作是可以讓我區別于另一個人的創造性行為，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找到自己獨特的本質，去豐富和深化它。”當這一念頭越發清晰和強烈時，上天也給他開了一扇窗。

無心插柳柳成蔭

公司遣散后不久，疫情來了，胡安焉一時間沒事干，便寫起東西來，寫作方向仍然是小說，但為了恢復一下筆觸，他寫了一些隨筆發在網上。其中一篇記錄了自己的第十七份工作——在物流公司上夜班的經歷。文章在豆瓣上發出來后，意外地火了。

目前，這篇文章已有三十幾萬的閱讀量，獲得了一萬多個贊，被4000多個用戶收藏，“真實、優美、準確的文字”等評論在文章下面刷屏。“當時真的是沒想到，一開始很懵，但還是高興的，很大的驚喜，哪怕后來出書了都沒有這么震驚。”那時候他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評論，一條條地看，大都是鼓勵安慰他的。只要手機打開了，就會一直有消息提醒，響個不停。“滑動頁面的時候，手都會微微發抖，這種亢奮的狀態持續了一周多。”

哪怕這篇文章火了，他也沒想到自己就可以當全職作家了，或是就此寫一本非虛構的書。“我的寫作方向一直是小說，從來沒想過要寫自己的經歷，而且一直認為，寫自己的經歷不算是創作。”

這篇豆瓣“爆款文”吸引來了很多出版社，他們想讓胡安焉擴寫成一本書，這是他始料未及的。抱著試試看的心態，他答應了，可寫到八萬字的時候就寫不動了。浦睿文化的責編普照也注意到了這篇文章：“但當時我腦子里并沒有書的概念，就是覺得圖片太多了，更像是一個記錄。等到他把在上海打工的經歷也寫出來后，我才覺得，是一個有質感的寫作，可以出一本書了。”

這更像是一場雙向奔赴。胡安焉在多個編輯中最終選擇了普照，是因為“普照是我接觸過的編輯里，對我投入最多精力、最有想法和準備，也最想做成這本書的。”

“那時候就覺得在現在這樣一個網購時代，在快遞跟我們的日常生活聯系如此緊密的時代，市面上還沒有一本寫快遞員親身經歷的書，甚至連寫這個行業的紀實作品都沒有。”普照敏銳地嗅到了這本書的價值，“而且他寫的東西，沒有那么多的抒情或是自戀，簡練的描寫就烘托出了真實動人的場景，能讓人充分地跟他共情，反思自己的生活，是讓每一位打工人都能有共鳴的紀實作品。”

《我在北京送快遞》出版后，普照也沒有太擔心銷量，哪怕銷量已經十分可觀——出版一個月便已印刷三萬本，經銷商訂購了兩萬多本。“對我來說，做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情，遠比銷量那個數字帶給我的成就感大。”現在普照的樂趣便是每天看豆瓣上網友對這本書的評價，“7000多條短評我都看完了，每天就跟看八卦似的，看著自己做出來的書被關注、討論、熱議，成就感蠻大的。”

逃避不可恥且有用

寫書的過程也伴隨著閱讀和思考，如今的胡安焉，已經不再簡單和對立地看待工作和寫作的關系。“工作是我參與社會的主要途徑，我需要從廣泛和深入的社會閱歷中去汲取寫作養分，閱讀并不能代替貼身的生活經驗。”

他就是在19次的逃跑，19次的試錯中，“逃避”出了豐厚的人生閱歷和工作經歷，和對社會不同角度、不同層面的觀察和體驗。而且這些看似再普通不過的經歷，以專注的程度去觀照時，它們散發出了從未預料到的光——假如一個人沒有某些經歷，他就很可能不會去思考相應的問題；假如不是置身其中，他就不會有一個獨立的視角。胡安焉反而比較謙虛：“其實就是因為我一直很不順，就總會想問題到底出在哪兒，會不停地反思。但如果一個人的人生很順利，就不會想這些了，只考慮怎么把自己的順利和成功復制下去就可以了。”

有厚重的人生做底氣，他對自己的接受度也越來越高了，比如對于所謂“內向”的性格，沒覺得有什么不好。“我認為一個人的價值在于他本質上是什么樣的人，而不是在于他擁有的工作、財富、他人羨慕的眼光……一個人的所有物并不能反映他的價值，人的價值在于他的內心。所以我們一生都應該去追求內心價值的實現，去深入自己，豐富自己。”

如果走近他，也會發現，所謂“內向”“不擅交際”不過是些單一的標簽而已，回到熟悉、安全、日常的生活中，他是從容與自如的。比如，雖然他獨自乘坐出租車的次數屈指可數，可如果是和家人、同事或朋友一起乘坐，絕對不會緊張到頭皮發麻。對于我這樣一個陌生人，他會保持一種恰到好處的禮貌，不多也不少，會客氣地跟我打招呼，倒水，笑著說再見。跟同是作家的妻子一起坐著接受采訪時，說到一些甜蜜的時刻，他們會像小孩子一樣，互相踢對方的腳，還要拉鋸一陣，直到一方把另一方的腳“逼退”。當他獨自面對我的提問時，則是滔滔不絕的，只有“花貍子”才能打斷他——小貓睡醒后來到他的身邊，胡安焉會嘴角上揚，一只眼睛狡黠地朝它眨一下，低下頭不停地愛撫，直到它離開。

“還會有下一次逃跑嗎？”

“我不知道，可能會有吧，成都對我來說還是太大了。”

不過，在下一次逃跑發生之前，胡安焉終于可以好好地享受當下了。他在市區用可以承受的價格租了一套兩居室，房東留了兩個書桌，正好解決了兩個作家的寫作需求，他把靠窗的“景觀位”留給了妻子。小區周邊生活設施便利，走幾步就有便宜的菜場，步行十分鐘就到了區圖書館，在生活的喧囂到來之前，他每天都去那里看書寫小說，“我還是會繼續寫我的小說的，紀實類的寫作會放一放了”。只不過，他最近一直忙于新書的宣傳，接受各種采訪，很久沒去了。不過這不重要，現在的他很愛笑，跟前幾年臉上掛著陰郁不同，整個人都很明亮。就像成都的陽光一樣，能夠穿透云層，是一年中難得的時刻，要珍惜。

標簽：